贺  刚 

　　  

　　（一）湘西行政建置的始设时间  

　　和中国南方大多数区域一样，湘西在夏、商和西周时代的历史，鲜见于先秦文献。不过，它在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中已属于“九州”的范围。《禹贡》云： 

　　荆及衡阳惟荆州。 

　　据多数人的解读，荆山在湖北南漳县，衡山位于湖南衡山县。那么，荆州包括由荆山到衡山及其以南的地域，大抵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范围，湘西自当在荆州域内。因此，湘西各市、县历代地方志在追溯当地的早期历史时，大多引述了《禹贡》的说辞。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据传是大禹治水时为其对地理区划的需要而作，它将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扼要描述了各州的山川、地形、土壤、物产和贡赋等概况。但《禹贡》绝非夏代文献，不仅因为夏代尚无成熟的文字，且此书在记述梁州的贡物中出现了“铁”“镂”等金属和器具，可是中国早期的冶铁术是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春秋、战国之际才出现的。由此推知《禹贡》的成书年代当不会比之更早。 

　　当然，无论《禹贡》成书年代的早晚，都不否定湘西在当时中土文人心目中属于“九州”中“荆州”地望的判断。不过，大凡治史者都明了，虽然“州”在中国古史中曾具有政区的含义，但《禹贡》所言之“九州”却并非如此，它只是作为中国早期自然地理大致区划的代称，不具备行政建置的功能。 

　　由是看来，湘西在夏、商和西周时期尚无政治实体的历史记载，也没有地缘政治的存在，当地居民仍处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社会中，散居的聚落应是其社群最主要的生活形式。 

　　湘西最早出现政治实体和行政建置是楚国在战国时期所设的黔中郡，它是楚国在向长江以南的征伐和开发过程中建立的。《史记·秦本纪》云： 

　　秦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秦孝公元年，即楚宣王九年，时在公元前361年，相当于战国中期的前段。楚国当时已拥有黔中，《战国策》可以印证《秦本纪》的说法。《战国策·楚策》载苏秦说楚威王曰：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泾汾之塞、 郇阳。 

　　楚威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39—前329年，楚国当时已坐拥黔中是很明确的。 

　　以上两则史料都谈到黔中，但都没有明言它是黔中地名还是作为行政建置的郡名。不过，《史记》中有一条记述可确证楚黔中郡至少在楚怀王时已存在。《史记·楚世家》云： 

　　（秦）要以割巫、黔中之郡。 

　　考“秦要以割巫、黔中之郡”事，系在楚怀王三十年，即公元前299年。 

　　那么，楚黔中郡的建置是不是还要更早一些呢？我在《战国黔中三论》中曾经谈到这一问题[1]。苏秦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各国地理了如指掌，不会犯常识性的错误。上引《战国策·楚策》中，他将黔中、巫郡称楚的西鄙，洞庭、苍梧列为楚的南疆，所言楚地四至，各自方位皆是相对于楚都郢而言。其中的黔中、巫郡与洞庭、苍梧并列言之，表明它们均为楚国在其西、南部的政区。《战国策·楚策》称“黔中、巫郡”，实与《史记·楚世家》称“巫、黔中之郡”一样，其措辞都只是将前面一词中的“郡”字省略了而已。“洞庭”“苍梧”也一样，在这相关的四个并列关系中，二者是洞庭郡与苍梧郡的略称，它们都是楚郡而不是地名称谓。楚威王时期的楚国已有黔中郡的建置是没多少疑问的。 

　　上文引《史记·秦本纪》云：“秦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这其中的“黔中”是否也是郡称呢？联系到战国时代中原各国设郡的时间以及楚国设郡的相关记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先秦时期，郡的设置始于三晋，而后在各国流行开来，其主要作用是为封赏军功和在地广人稀的边地设置军事要塞，所以可称之为边郡，但地位较当时的县为低。到战国时代，随着郡的壮大则变成郡下设县[2]，可知郡的出现是战争与国防的需要。    

　　《左传》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载赵简子（赵鞅）率军迎战范氏、中行氏的郑国军队时誓师云：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这是晋国率先设郡的最早记述，时间在春秋末年。 

　　楚国为战争需要而设边郡的情况也不例外。《史记·春申君列传》载黄歇言楚王曰：  

　　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 

　　又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载范蜎对楚怀王云： 

　　且王前尝用召滑于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 

　　由是看来，为了备越，楚国设置江东郡也是这种情况。 

　　众所周知，黔中和巫郡都是楚国向西、向南推进的前沿，楚国在宣王甚至更早的时期将它们设为边郡是完全有可能的。况且，早在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时，就有楚国设郡的先例。吴起相楚（悼王）是史家所悉知的大事。他从魏国来到楚国当了令尹（相当于宰相，任在公元前387—前381年），为感谢知遇之恩，吴起协助悼王力行改革，使楚国走上强盛之路，并率楚军南征北战，取得了“南平百越，北平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赫赫战功，一时威震诸侯，名扬天下。《史记》言楚威王时“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泾汾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的大好局面，吴起实在是居功至伟。所以，后人并没有忘记他。故《后汉书·南蛮传》云： 

　　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 

　　而《说苑·指武》载： 

　　吴起为苑（宛）守。 

　　这是吴起来楚国后任令尹之前楚悼王给他的官职。按战国时代各国郡县官职名称的通例，所谓“苑（宛）守”就是宛郡的郡守。可知楚国在悼王时就已经设置边郡。那么，作为当过郡守的吴起，在协助悼王开疆略地和力行改革的过程中，在楚国西南的前缘设立边郡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楚国的黔中、巫、洞庭、苍梧很可能就是这个时候被设立为边郡的，在时间上比楚宣王即位时（公元前369年）早出近20年。其中楚黔中郡的范围，应与西汉武陵郡的辖地大致相当，大抵在今湖北宣恩至长阳（古夷水流域）以南、湖南汉寿至雪峰山系以西、广西榕江至三江以北的范围，西线则与今湘黔、湘渝边境犬牙交错[3]。 

　　（二）关于秦、楚黔中郡的郡治问题   

　　据《史记》记载，战国时期的楚国和秦国均设置过黔中郡，但它们各自的治所在哪里，司马迁没有交待，以至后人长期以来聚讼纷纭，势成二说。 

　　第一说称其地在临沅（常德）。《水经注》沅水条下云： 

　　沅水又东径临沅县南……（临沅）县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汉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 

　　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4]、近贤马非百[5]等皆信从此说。     

　　第二说力主黔中郡的郡治在沅陵，它始见于唐代地志。 

　　《括地志》辰州沅陵县下云：  

　　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 

　　《元和郡县图志》分别在黔州、辰州条下云：  

　　其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 

　　秦黔中故郡城，在（沅陵）县西二十里。 

　　清儒阎若璩等皆从沅陵说[6]。  

　　《括地志》编者李泰是唐太宗的儿子，李吉甫则是精于史地的方志名家。他们为何要否定《水经注》的说法，二书虽未云其详，但我想其言必有据，当更值得采信。之所以如是说，最根本的原因是秦、楚黔中郡的设置与它们所处的战略地位息息相关，且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我在上一节中已经论及，从战国时代边郡的设置来看，黔中郡的设置与楚、秦二国的激烈战争所需都有关。楚黔中郡一方面是楚国南下滇、黔的前哨，另一方面又是拱卫楚国郢都的后防，是从西南线阻挡秦国取道巴、蜀包抄楚都的军事要冲。秦国若攻下黔中，则构成对楚国郢都最大的威胁[7]。所以，史家郭允蹈曾将黔中郡形容为楚人之右臂[8]。酉水上源是秦取道巴蜀攻伐黔中的军事要冲，为秦楚兵争的前缘，这里距临沅（常德）路途遥远。而战争之要在于兵贵神速，若将黔中郡治这个事关楚国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机关设在远离前线的临沅（常德），那是犯兵家之大忌，显然不合常理。而沅陵恰地扼沅、酉二水，处于南接滇、黔和西通巴、蜀的节点上[9]，与战争前缘的信息沟通尤为便捷，指挥调度灵活机动，进退自如。而且，它在这个节点上，还可对湘西腹地的铜矿、辰砂等重要战略资源进行有效掌控，其战略地位之重要，绝非常德和沅水的其他任何一处地点所能比肩。因此，无论从战争形势还是地利条件分析，沅陵当是构筑黔中郡郡城的首选之地。 

　　这个推断的确可获得地下遗存的证据支持。2002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今沅陵县城西南的窑头村（距县城西南约十公里）发现了一座规模不小的战国城址[10]。它三面环（沅）水，西面为山冈，利于防守，且距酉水入沅处很近。城的南城墙尚存残垣，墙外护城河实测长度230米，东、西侧护城河残存长度分别为115米和150米、宽5～12米。城址北部已被沅水冲毁。全城残存面积约6.7万平方米。城内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和饰S纹、四叶纹的圆形瓦当等建筑用材，以及鬲、钵、罐、鼎、壶、豆等生活用楚式陶器。据所出遗存判断，城址的废弃年代在战国末期。该城址所处位置与旧志所言黔中郡故城一致，其规模和易守难攻的地形很符合具有军事城堡性质的郡城所需。 

　　城址的南侧和西侧山丘上分布有大量战国时代的墓葬。2003年，在古城东侧约两公里的大洋山发掘了一座规模不小的楚墓，其巨型封土堆的直径在20米左右。墓口长11米、宽9.1米。墓道朝东，墓口下有两级台阶。葬具为两椁一棺，随葬的铜器、玉器（仅残存一件玉玦）等已被盗，仅残存仿铜（虎钮）陶列鼎7件以及敦、壶、盆、豆等物。据周代贵族葬制[11]，推测该墓墓主的爵秩至少在中大夫以上，与作为郡守的身份相符。 

　　据沅陵窑头古城所处的位置和规模，参照城址周边墓葬的分布和大型墓葬的身份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多数学者都认为它可能是争讼了数千年之久的楚黔中郡郡城。我看这是符合故实的。 

　　楚黔中郡郡城在沅陵被修建以后，却因秦、楚二国在公元前280—前276年这4年时间里反复争夺黔中郡而一度失陷。在此期间，秦国曾前后两次攻占了楚黔中郡。 

　　秦国第一次攻陷楚黔中郡的战役是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领兵主将是司马错，兵士多来自巴、蜀。但秦国在战役之后并未设置秦黔中郡。《史记·秦本纪》云： 

　　（秦昭王）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这次秦取黔中郡的事实与确切的时间已得到考古学的证明。1987年我在大庸市（今张家界市）发掘的第68号墓出土文物中，曾发现有一件秦篆“廿七年蜀守若西工帀（师）乘□□□□□□”铭文铜戈和其他秦式铜兵器。蜀守若即张若。检《华阳国志》，张若于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任蜀守，其后李冰继任。故知“廿七年”为秦昭襄王年号，即公元前280年。《史记》载若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事在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为戈铭纪年以后。可知出此戈的墓主并非蜀守张若本人，应为若属下的将领。戈铭年代较若取黔中事早出三年，该将领或早前曾参加过由蜀守若统领的战役，铜戈是他受张若赏赐的纪念品，不料他这次在若的率领下伐黔中而阵亡。 

　　正如苏秦当年对楚威王所说的那样[12]，这次秦国在攻占楚黔中郡以后，立马就大军压境，由将军白起率军从汉北南下，于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一举攻克了楚在江陵的国都纪南城[13]，进而挥师北上，相继将中原的几个诸侯国各个击破，最后统一天下，完成了建立秦帝国的伟业。  

　　秦国第二次进攻楚黔中郡的统兵主将是蜀守若，仍是以巴蜀将士为主力从西面发起进攻的，时在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由于楚在此前前已从秦手中夺回该郡，此次出兵的目的是要解除楚黔中郡的威胁，其战果是再一次攻克了楚黔中郡，并于当年正式设立了秦国的黔中郡。故《史记·秦本纪》云： 

　　（秦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关于此战役的记载还见于《史记》中的另两则史料。  

　　《楚表》云： 

　　（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拔我巫、黔中。 

　　《楚世家》云： 

　　（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 

　　如同史迁所言，此次秦军又一次将楚巫、黔之地悉数拿下。上文所引大庸出土秦篆“廿七年蜀守若西工帀（师）乘□□□□□□”铭文铜戈和其他出土秦式铜兵器的阵亡将领墓，是秦军已攻占澧水流域的见证。在沅水流域，秦军同样所向披靡。1978年在溆浦马田坪发掘的第24号墓中[14]，出土有以鼎、簋、匜、勺为组合的秦式青铜容器（内一件为刻铭“中脯王鼎”）以及秦篆“少府”铭文矛、中原式戈和秦式素地铜镜等器物。 

　　该墓上部筑有3米高的封土堆，墓坑设有两层台阶和斜坡墓道。葬具一棺一椁，墓主显系前来伐楚而阵亡的秦国高级将领。据墓内铜容器与关中秦墓同类器物的比较[15]，年代下限不出战国晚期前段，与秦取楚黔中郡的这段历史完全吻合。同一墓地中还清理以随葬巴式兵器为主的8座巴人墓葬，墓主显系从征的巴人士卒，与秦国两次都是率巴蜀士兵伐楚的记载相符。  

　　不过，秦国此次夺取楚黔中郡的好景不长，仅时隔一年（公元前276年），楚国就再一次夺回了黔中郡。 

　　《史记·楚世家》云： 

　　（楚顷襄王）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 

　　此事亦见于《秦本纪》： 

　　（秦昭王）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 

　　对照《史记》中上引《楚世家》和《秦本纪》中的“江旁十五邑”“江南”二语在前后文中的关联和先秦典籍中有关“江南”地望的记述，所谓“江旁十五邑”，“江旁”和“江南”，实为同一地域，它就是楚黔中郡[16]。楚国这次夺回黔中郡后，秦国在灭楚之前就再也没有踏入过这片土地。《秦始皇本纪》在叙述截至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秦国对外扩张、拓地入秦的记录时称： 

　　（秦）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公元前246年），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 

　　以上是一段专门叙述秦国对外扩张、拓地入秦的记录。楚反江南事与秦王政即位之时已相去三十年，史迁对迄当时为止所拓秦地的版图一一列举，如数家珍，概无抵牾与遗漏，但却唯独不书“黔中”“洞庭”为秦地！因此，在约20年前，也就是在里耶秦简被发现的10年之前，我曾论定“纪郢入秦，黔中郡归楚”并一直维持到秦灭六国之时[17]。今里耶出土秦简书有“洞庭”“苍梧”郡而唯独不录“黔中郡”的事实[18]，正好印证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并从另一侧面说明，楚国原有的黔中郡已被秦撤销，而其原有楚“洞庭”“苍梧”郡则被秦国沿袭了下来，楚黔中郡的地盘被就近并入秦洞庭郡之中了。 

　　基于上述讨论，史学界长期以来对秦黔中郡郡治所在的种种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在秦、楚交战的整个过程中，秦国充其量只拥有过黔中郡3年，且其设置秦黔中郡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在如此激烈的战争年代里，秦国要修筑新的城池是绝无可能的，只能因旧利废，使用楚黔中郡故城。秦人对楚黔中郡城的短暂占有犹似匆匆过客，在考古遗存中很难留下多少印迹，这正是沅陵窑头古城遗址内少见秦人遗存的重要原因。而该城址的揭露，恰好印证了李泰和李吉甫对秦黔中郡郡城故址认定的正确性。 

　　（三）战国时代的湘西县署  

　　战国楚黔中郡的建置已明，但此前仍不清楚黔中郡下是否有县的设置，史籍中概无记述。据陈伟研究，楚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设县，战国时期楚县的设置已是相当广泛和密集了[19]。他还列举《史记·春申君列传》楚王以“淮北地十二县”封春申君等史料为证，可以据信。 

　　里耶秦简的发现，已确证龙山里耶古城为秦代县城迁陵[20]。同时也发现，该城最初是楚黔中郡治下的一座楚城[21]，为楚国所置与巴地接壤的前缘城邑，秦国把它设置为县治。虽然没有其他证据确认它以前是否是作为楚黔中郡下的县城而修建的，若从战国时期楚国已普遍设县的情况，参照秦国曾沿用楚的“洞庭”“苍梧”二郡作为秦郡郡名的情况察之，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从近人对东周简牍资料的研究，战国时期楚国在湘西置县已有确据。 

　　楚简简文记述战国时期楚国在湘西置县者有以下二例。其中一例书写有“鄦昜公”或“鄦昜”等字样，分别见于如下2支楚简。 

　　1953年长沙市仰天湖25号楚墓第18号简书写文字为： 

　　鄦公一纺衣[22]。                 

　　1987年湖北包山二号楚墓第87号简述云： 

　　大冢尹宋嗌讼范庆……以受鄦昜之櫏官鄦昜  逃之吉[23]。  

　　上二简所书“鄦昜”二字应为地名。史树青、李学勤曾释“鄦昜”为“许阳”，认为它是楚所灭许国境内的城邑[24]。 

　　舒之梅、何浩释“鄦昜”为“鄦阳”（无阳）[25]。并认为： 

　　鄦阳位于今湖南芷江县北，是迄今我们仅知的楚国南疆设立的一个县，鄦阳公是楚国鄦阳县的县尹。 

　　马世之采取了折中意见，一方面认为“鄦昜”可释为“许阳”，另一方面认可“鄦阳公”是鄦阳县县尹，是楚国将南逃的河南许人安置在了湖南新晃、芷江一带，并设县尹称鄦阳，是楚的臣属和行政官员[26]。 

　　吴良宝赞同舒之梅和何浩的论述，并据河南许国在战国中期已被楚所灭的历史事实，认为可以排除楚简“鄦昜”是今河南舞阳县的可能性，鄦阳的地方官员受命于楚中央[27]。其他学者如颜世铉和刘信芳等，都认同楚简中的“鄦阳”是战国时期楚置无阳县的意见，其地在今湖南芷江县北[28]。 

　　另一例书写有“霝昜”地名，见于1987年湖北包山二号楚墓第172号简[29]。简文为： 

　　己亥，霝昜人鹵古皿溺。注：请将鹵古皿三字造成一字，皿放下面。 

　　简文中的“霝昜”二字，徐少华释读为“零阳”，地在今湖南慈利县。并认为它应是汉武陵郡零阳县的前身，故城在今湖南慈利县东不远[30]。何琳仪、刘信芳、吴良宝的意见与此相同[31]。 

　　据上述二例楚简文字中所录鄦昜、霝昜地名及大多数研究者的意见，可确认战国时期楚国已在湘西置县。  

　　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看，高祖在汉初的郡、县建置大都因袭秦制。《汉书·地理志》载汉武陵郡曾辖县十三，包括：索（今常德市武陵区和鼎城区局部、汉寿县地，故城在今汉寿县）、孱陵（今湖北公安县与湖南南县、华容、岳阳、安乡、澧县等县地）、临沅（今常德市武陵区和鼎城区的大部及桃源县地）、沅陵（今沅陵、泸溪、吉首、麻阳等县地）、镡成（今洪江市和洪江区、靖县、绥宁、会同、通道、怀化等县地，错入今贵州省境）、无阳（今芷江、新晃、怀化等县地，错入今贵州省境）、迁陵（今保靖县和龙山县的部分地段，错入今重庆市境）、辰阳（今辰溪、麻阳、花垣、凤凰等县地）、酉阳（今永顺、古丈县和龙山县中的部分地段，错入今重庆市境）、义陵（今溆浦县地）、佷山（今湖北长阳县地）、零阳（今慈利、石门、澧县、临澧等县地）、充（今张家界市区和桑植县地）。据张春龙对龙山里耶秦简的整理研究，里耶出土秦简中可见到西汉武陵郡下所有十三县的县名。这就说明汉武陵郡下的十三县完全是当地秦代行政建制的沿袭。那么，秦代的这十三县是秦灭楚以后新设置的还是承袭了楚国原已设置的楚县呢？上引楚简中记述的楚辖零阳、无阳二县，其县名与秦洞庭郡和汉武陵郡所辖零阳、无阳县是契合的。参照战国时期楚国在湘西已设黔中郡，以及楚在战国时期已普遍置县的历史事实，秦、汉时期的这十三县，很可能是从楚黔中郡所设的楚县因袭而来。 

　　不过，湘西战国秦汉时期的县城遗址，除已知的秦迁陵县署外，其他各城址目前均未做详细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具体地点未能确认。楚县与秦县建置的关联，是不是如我们所推断的那样，尚需考古工作者今后在此区域进行更多的深入调查和发掘予以证实。今辰溪县城、保靖四方城、永顺王村、洪江黔城、中方县城区等地都分布有较密集的楚、汉墓群，有的已发现有古城墙、陶排水管、板瓦等遗迹和遗物，都是非常重要的线索。先前有学者在今溆浦县城南2.5公里的马田坪乡梁家坡村汉义陵故城内的汉代地层下，发现有陶鬲、钵、罐、豆等典型的楚文物残件[32]，说明此城始筑于楚，不排除它当年曾是楚县城的可能。若不然，诗人屈原被流放沅、湘时，也不会在抵达溆浦之后不知前路该往何方，且在他的绝世名篇中专门提到这座难忘的城邑[33]。 

 

      

　　注解： 

　　[1][3][16][17]贺刚:《战国黔中三论》，《湖南考古辑刊》第六集，《求索》增刊，求索杂志社，1994年。 

　　[2]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湖广六常德府下:“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战国时属楚，秦置黔中郡，汉为武陵郡，治索县。后汉因之，改治临沅县。”又在卷八十·湖广七沅陵县下:“黔中城，府西二十里，《括地志》秦黔中郡治此，汉改黔中为武陵郡，移理义陵，今辰州溆浦县是也，后汉移理临沅，今朗州治也。”顾氏在常德府下用“秦置黔中郡”，而在沅陵条下只是引述了《括地志》的观点。 

　　[5]马非百:《秦集史·守令表》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6]王先谦补注《汉书·地理志第八上》武陵郡沅陵（县）:“阎若璩曰，黔中郡治治此，故郡城在唐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 

　　[7]《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说楚王:“（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若此则鄢郢动矣。” 

　　[8]郭允蹈:《蜀鉴》:“秦并六国，自得蜀始……秦既取蜀取汉中，又取黔中，则断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势孤矣。” 

　　[9]按:酉水在沅陵汇入沅水，酉水上源直通巴蜀，为楚、巴交通孔道。已发掘的里耶秦迁陵县故城即在酉水左岸一级阶地上。 

　　[10]胡建军:《沅陵县大洋山楚墓和窑头战国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年》，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11]《礼记·檀弓上》:“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鼎制，《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12]《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说楚王:“（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若此则鄢郢动矣。” 

　　[13]《史记·秦本纪》。 

　　[14]湖南省博物馆、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溆浦马田坪战国西汉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二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15]陈平:《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上、下，《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4期。 

　　[1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6年版。  

　　[19]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2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6年版。 

　　[22]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仰天湖第25号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湖南省文管会：《湖南省文管会清理长沙仰天湖木椁楚墓发现大量竹简、彩绘木俑等珍贵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2期；湖南省文管会:《长沙仰天湖战国墓发现大批竹简及彩绘木俑、雕刻花板》，《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3期。 

　　[23]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24]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群联出版社，1955年；李学勤:《谈近几年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资料》，《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 

　　[25]舒之梅、何浩:《仰天湖楚简“鄦陽公”的身份及相关问题》，《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 

　　[26]马世之:《中原楚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7]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28]颜世铉:《包山楚墓地名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台湾艺文印书馆2003年版。 

　　[29]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30]徐少华:《包山楚简释地六则》，载《简帛研究二○○一》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1]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台湾艺文印书馆2003年版；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2]据怀化市博物馆向开旺、曾志鸿以及溆浦县文物管理所禹经安先生的实地调查，该城平面呈长方形，正南北向，东西二垣均长350、南北二垣均长500米。现有100米左右的城垣保存较好，夯层明显，高约3米、墙基宽7米。南面可见护城河的遗迹，并由西向东注入溆水。 

　　[33]《涉江》:“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予心其端直兮，虽避远其何伤。入溆浦余邅迴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作者单位：湖南省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