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炳汉

　　毛泽东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政府管理、经济管理、军事管理、组织和人才管理、文化管理等方面。 

　　在政治管理方面，毛泽东重点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目标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管理思想方法。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明确地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l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工作重点在乡村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并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还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明确地提出来了，这个目标包括了三个主要构成部分，一是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二是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三是实现这两个“进到”的主要条件是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谈何容易?首先国内矛盾突出，如何进行管理，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方法。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同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要运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一般地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人民内部的矛盾便逐渐显露出来，突出起来。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便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怎样处理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方法，如“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抓住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抓主要矛盾，同时也不可忽视次要矛盾。要学会“弹钢琴”。还要注意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指出：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指对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人多，是好事，但要发展又有困难，这就是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所以，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多种适当的安排。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在政府管理方面，毛泽东提出了：第一，党是领导核心，但要实行民主参政。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曾说：“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能够担负的。”新中国成立后，他说：“工、农、兵、学、商、政、党这七个方面，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但党的领导不是一党独占政府机构，而应联合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作用来进行。第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早在1940年，他就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实现这种制度的好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能自由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给自己选举的政府时，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民意，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第三，人民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强调党政分开。毛泽东认为，“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既然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应该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等问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为了做好政府工作，毛泽东认为，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党政分开的重要性。“党在群众中有很大威信，政府的权威却差得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许多事情图方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府机关搁置在一边。”为了改进这种状况，毛泽东指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工作者要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调查研究，把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l955年后，中央政府高度集权和各种官僚主义弊端日益凸现，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已是现实急需。为此，毛泽东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体制改革的思想。毛泽东把中国与美国、苏联体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了比较，认为：“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195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改进的总体目标是调整权关系：一是划分中央与各省的行政管理权限，划分省与县、县与乡的行政管理权限；二是扩大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改革最初是本着谨慎、稳妥的原则进行的，但在“大跃进”的冒进氛围中，改革变成了不分情况、不辨时机、不问适应与否的盲目大放权，把中央所属各部企业几乎全部下放给地方，大幅度下放了计划管理权等。放权在短时间之内迅速完成，造成了中央对地方的严重失控局面，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最后，毛泽东只好建议中央重新收回了权力。 

　　在经济管理方面，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就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他在当时非常重视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了关于工业经济管理的总原则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所谓“集中领导”，就是全部公营的工业企业都要在统一计划的指导下进行经营活动，而“分散经营”就是所有的公营企业不要一概直接掌握在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手中，分别由各部门自己掌握一部分，以发挥各部门的积极性。他还说：“对于所有的农工商业，都要区别两种形式：一种是大的，一种是小的，大的应该集中，小的应该分散。”毛泽东提出的“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管理原则，实际上就是经济管理中的分权问题。1953年开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是照搬苏联的模式。实行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高度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实践证明，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助长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针对“高度集中”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主导思想： 

　　（一）注重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告诉全党，把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方针。毛泽东还说：“光从思想上解决不行，还要解决制度问题。”“农村包工包酬的制度建立起来了，二流子也会积极起来”。毛泽东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着眼点，以“管理体制”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以达到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注重全局，搞好统筹兼顾。怎样统筹兼顾?是实行“大计划，小自由”的方针。“经济工作要统一，但要分级管理，要改进统一计划下各省负责”，也要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利益。同时在农业合作社收入中，国家、合作社、农民各占多少，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他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际建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把国民经济内部各个方面的利益比例关系处理好，做到综合平衡，达到统筹兼顾。统筹兼顾还得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要有全局观点，兼顾局部，全面安排，互相协调，正是毛泽东改进经济管理体制中所把握的原则。 

　　在企业经济管理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法：对当时的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相结合；鉴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忽视了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没能按经济规律办事，如“大跃进”大炼铁，农业生产，浮夸风，大力宣传亩产过千斤，限制私营经济发展等等，给我国经济造成不少影响，当然这也不能都怪在毛泽东头上。 

　　毛泽东军事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运用人民战争思想，探索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命脉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观是非常显要的。毛泽东突破狭隘的雇佣军的范畴，将军民一体化，从而合乎了革命要求，又最大限度地聚合了人力。毛泽东寻找、探索各种军力有机结合、发挥最大战斗力的合理机制。就是“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是一种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武装组织体系。这一体制使不同水平的武装力量互相形成优势互补，主力兵团可以超地域作战，地方兵团可以在本区域配合主力兵团承担重要任务，同时又是本地区对敌斗争的支柱，而民兵人多，分布广，自然是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力量。毛泽东将人的力量通过分层的军队组织不断优化，实现了对各类人民武装的最佳管理。毛泽东的军事管理思想还突出地体现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军队管理上。毛泽东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军内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军队管理范围内颇具特色的“民主集中制”。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根本上杜绝了军队领导权重蹈落入个人或狭隘集团手里的历史覆辙。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领导可以直达每一个士兵，从而避免了中国旧式军队极易哗变、内乱、涣散的劣根性，造就了人民军队组织的严密，降低了军队管理的难度。还明确主张在军内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军队内部的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合力形成人民军队既威严又活泼的管理机制。 

　　（二）毛泽东运用独创性的军事谋略将聚合起来的军力用到点子上，壮大军队实力，提高了军队的作战效率。当年王明的一套“正规原则”使党和红军遭遇了极大的损害，造成了军队管理危机。毛泽东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如他创造的“农村包围城市”“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和“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等游击战术拯救了革命、拯救了红军。如果说人民战争观是从量上强化对军队的整合型管理，那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两相结合，以及毛泽东成熟、系统的军事谋略则从内建构了军队管理高效化的合理机制。毛泽东善于对军队的各要素进行既合乎实际又合乎理性的匹配。“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官兵一致”，甚至某一个军长与某一个政委巧妙的搭配等等，表现出毛泽东对军力的调配能力和管理技巧。毛泽东军事管理思想直到今天都在军队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三）实行有效的精神道德管理。毛泽东在整合军力的同时，也着力整合军队的精神力。重视对士兵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士兵的为人民服务教育，从精神上提炼了将士顾全大局、以民为重、集体主义、人人平等等价值观念和人民军队高度的组织性、思想性、自觉性、责任感。毛泽东制定的人民军队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反映出人民军队生存的基础、力量的源泉，又彰显了人民军队的道德追求。毛泽东亲手制定的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它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都起了显著的作用，特别对于军人的良好的自我管理意义重大。被毛泽东称之为“人民军队的生命线”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更是将军队管理由强制型管理方式转向人道的人文关怀型管理方式，使人民军队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毛泽东还在军队管理中发明了“二元结构”的制约管理机制，这种管理机制目前仍然是我国高层管理主要方法。它的主体内容是，所有单位都有两个平级的首长，如连长和指导员，支部建立在连上就确立了一种特殊的民主机制。在一个连队中，日常工作和日常的命令由连长下达，但是比较大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方针，则由指导员作为党支部书记召开支部大会民主讨论解决，充分地讨论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决议，交由连长具体实施执行。军队的所有命令都是双向地下达。在这样的结构中，既给指挥员提供了按照具体情况相机执行命令的空间，又对指挥员相当大的监督和约束。 

　　在组织管理上，毛泽东重点设定了管理原则，毛泽东强调领导方法必须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设定了党内管理原则：“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坚持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派人出席作报告；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他所设定的原则充分将整体把握，科学分解，组织综合以及封闭反馈的思想贯穿其中。这与现代管理把握整分原则、相对封闭原则、反馈原则、弹性原则基本相同。他指出在实际管理活动中需根据不同条件，采取相应的组织结构。领导方式、管理机制、组织活动都要适应环境。他在解放战争中采用的“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就是一个鲜明的事例，也是管理弹性原则最高明的运用。 

　　毛泽东还把程序化与非程序化工作分工的管理方法有效运用到组织管理上。在一般情况下，按设定的管理原则和正常程序进行管理；同时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该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引起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放在其它的问题和动作上。”不只是按程序化管理，常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非程序化管理决策，其实这就是一种“例外管理方法”。另外，毛泽东还把军队管理中的“二元结构”管理法运用到行政组织管理上。现在我们的行政首长和党委书记配备就是这种重视控制与监督的“二元结构”。而在基层管理上强调民主管理，要求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和监督。 

　　在人才管理上，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尊重人才。 

　　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他又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建设需要大量人才。毛泽东曾感慨万分：“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人怀疑我们能否领导科学工作，能否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些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因此，他提出了建立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的设想：以后的中央委员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把现在的政治中央委员会改变为科学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尊重人才，特别是要尊重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进步的名流学者来延安访问，他都一一接见，与他们亲切交谈。对那些自愿留在延安过艰苦生活的，更是格外尊重，如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由于当时留在延安，后来毛泽东特邀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民主人士李鼎铭提出组建区政府的“三三制”方案，毛泽东不仅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且让他出任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样把人才视为宝贝。50年代，毛泽东接见和重用的国内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运动员等不计其数。 

　　毛泽东认为，要做到尊重人才，就要充分信任人才，精心爱护人才，大胆提拔人才和放手使用人才。首先要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吸收他们加入党组织和参加管理工作。他说：“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据统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招收的16144名的外地知识青年中，就有9734人被吸收入党，后来不少成了各个方面的重要管理干部。 

　　放手使用人才，尤其是重用年经的人才。毛泽东认为：“要尊重人才就要放手使用他们，不能因某人曾犯过错误或出身不好就不使用，只要他为革命和建设服务，就要放手使用，尤其是年轻人才。”1957年在上海召开的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党委要选拔年轻干部，说：“孔明二十七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无气，这以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他认为，青年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无穷的创造力，青年人代表着世界的未来。 

　　毛泽东在数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尊重人才为出发点，提出了一系列有创造性的正确的人才管理理论和政策，虽然在1956年以后，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并且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人才政策，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和抛弃毛泽东正确的人才管理思想。 

　　在文化管理上，毛泽东提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在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科学领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如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之间的矛盾，科学院不同学派之间的矛盾，真、善、美和假、恶、丑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不能用强制的方法来解决，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且，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同时，真理只有在同谬误作斗争中才能发展。提出“双百”方针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处理文化中的矛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实践证明，这个“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管理是组织和指导人类各种实践活动的行为。毛泽东把管理过程(即他说的实践的飞跃过程)分为三个基本阶段：确定任务、制订计划和付诸实施。这与现代管理理论将过程分为计划、组织、控制三个阶段是相吻合的。毛泽东的这种分法是经过长期积累逐步确定的，对这三个阶段的活动内容、基本程序和方法所作的精辟概括和论述也散见于各篇著作中。 

　　(一)确定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要解决方法问题，就要了解“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这里用的方法也就是决策所用的方法，主要是经验推断法和统计调查法。 

　　(二)制订计划。毛泽东认为：首先，计划要有可选择性，一方面，要考虑对象本身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做出计划”；另一方面，考虑到对象本身发展的同一种可能性中，由于管理方法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实施方案。其次，计划要有整体性，既要考虑到管理过程的全局，又要考虑全局变化的阶段性特点。再次，要注意到管理过程的动态性，正确把握计划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这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系统思想。 

　　(三)付诸实施，即组织过程和控制过程。毛泽东一向注重教育、发动和组织群众。首先强调把行动的目的告诉群众；其次，向群众说明达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再次，依靠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去工作。毛泽东指出“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形成合理的管理层次和权力结构。毛泽东倡导解剖麻雀，搞典型试验的方法，并要求随时总结经验，以检验、修改、补充计划。这是对管理过程实行动态控制、适时反馈、准确调节的最好方法。毛泽东还提出“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不要四面出击”。这与现代管理中解决“瓶颈”问题的思想是相似的。 

　　从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著，可以得出管理程序的公式如下：调查→研究→决断→计划→组织实施→反馈。这一公式集中反映了毛泽东的管理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管理思想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注重宏观性、全局性和协调性。即从宏观上考虑多，微观考虑少，从整体考虑多，具体的考虑少，强调识大体，顾大局和团结协调。再是，他批判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再联系现实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他提出“为人民服务”思想，重视人的作用，就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贵”“以人为本”儒家思想，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必须依靠人民的实际，再结合马克思主义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形成的。在语言表达上也采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民族通俗语言，使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如他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退我进，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还有他常说的“开诸葛亮会”“解剖麻雀”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通俗语言。这些都是与他深厚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所受传统文化影响分不开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