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良玲

杜甫像

　　一、杜甫的湖南诗 

　　杜甫晚年居无定所，穷困潦倒。唐大历三年（768年），不堪孤苦的杜甫离开夔州，赴江陵跟其弟杜观团聚，以便于相互照应。他原打算经江陵借道襄阳返回中原，以了叶落归根的夙愿。但因他故，只得漂泊岳阳、衡州、潭州，于是开始了湖湘漂泊之旅。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玢在潭州作乱，杜甫又携家南逃，“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然而“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逃难》）。于是携妻室儿女乘一条小船，在洞庭湖和湘江上漂泊了三年。船至耒阳，由于江水陡涨，交通不便，食物的匮乏严重威胁到了老杜一家的生命，一代诗圣于大历五年（770年）秋冬之际病死在湖南。在这总共两年多的时间里，杜甫写诗一百余首，后人称之为“湖南诗”或“湖湘诗”。元人方回论杜甫晚期诗说：“大抵老杜集，成都时诗胜似关辅时，夔州时诗胜似成都时，而湖南时诗又胜似夔州时。一节高一节，愈老愈剥落也。”（《瀛奎律髓》）湖南诗为杜甫的创作生涯画上了一个辉煌的句号。 

　　二、杜甫湖南诗中的政治情怀 

　　当时北方战乱未息，诗人萍踪无定。光阴荏苒，老之将至，乡愁袭来，倍觉孤苦。所以写出的诗必然于字里行间反映出当时寂寥的心境。诗人三年湖湘生活，可以用老、病、穷、愁四个字来加以概括。大历四年诗人在潭州写的《清明二首》可以佐证。其中一首写道： 

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 

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 

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取青枫。 

　　“寂寂”、“悠悠”两个叠词，更强化了诗人无依无靠、漂泊不知所归，流浪之苦难与人语的悲凉气氛：茫茫人寰，无人可语；卧病在舟，飘荡无期；右臂残疾，左书难以成字；虽想停舟驻足，却又无岸可登；思前想后，诗人泪雨滂沱，心如刀割。“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诗人用紫塞指代北方的京华长安。南鸟北归有期，而迁客返京无望，可谓“人惭北鸟”。诗中还暗含一个民间风俗：古人钻木取火，四时各异其木，春季当用榆柳，荆楚却用青枫，足见异地异俗。北方紫塞，楚中枫火，两两相隔，山高水远，诗人之心禁不住越过千山万水，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都京华。《清明两首》之二则哀叹：“春水春来洞庭阔，白蘋愁杀白头翁。”春水滔滔归向浩渺无边的洞庭，隔断了诗人的归路，举目皆茫茫白蘋，更使白首诗人愁肠百结，不能自持。诗人在这两首诗里虚实掩映，将写实与寄托的语言错综起来，如实地写出了此时生活的极端凄凉，抒发了不胜江湖浩渺，措身无所的愁苦。 

　　被凄凉愁苦萦绕的诗人此时的政治情怀又是如何呢?追溯到诗人在梓州避乱时写下的诗句“圣朝无弃物，衰病已成翁。多少残生事，飘零任转蓬”（《客亭》），可以看出诗人对现实政治流露出无心眷念的意思。杜甫在蜀仅仅做了六个月的幕僚，便辞了官回到草堂。难道晚年的杜甫已不再“奉儒守官”了?而且在杜甫生命的最后三年里，除去国家离乱忧愁之外，知交凋零也令其感到无比孤独。“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病独存”（《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高适已死，严武也早已不在，诗人还能找谁论谈去?“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思茫茫人世，亲朋渺渺，杜甫去倚靠谁呢?早已疾病缠身的诗人终于发出“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的哭喊。而至于“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夔府书怀四十韵》）、“功名不早立，衰疾谢知音”《（西阁二首》其一）的感慨，恐怕只是政治理想的再度落空。与其“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不如回家做个自由人。 

　　在生存的危机与精神的失落，客观环境的艰苦与主观情绪的低落双重压迫之下，不少人认为此时的杜甫由于生活上都自顾不暇，又何谈心忧天下呢?在唐人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的序中有云：“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颂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他认为由于杜甫的诗歌生前颇受冷落，不受时人赏识，故而其诗中表达的政治热情以及为国家分忧解难的政治意识似乎也仅是诗人一腔情感的介入而已。 

　　可以想象在湖湘这段漂泊的岁月中，杜甫的孤独感是何等的强烈。战乱频仍，知交凋零，离家日远，年岁渐老，疾病缠身，阅尽了人世沧桑的诗人，在他晚年的声声唱叹中给我们留下一个孤独而崇高的身影。但是，飘零于凛冽的湘江水中的杜甫已经忘却了对天下苍生的怜悯?重展政治理想的星火真的熄灭了吗?杜甫毕竟是杜甫，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身处何境，他都丢不掉早年立下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志向。元人方回对杜甫的坎坷境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其“流离颠沛不忘君父”的胸怀充满了敬佩。如评《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诗云：“老杜平生流离虽多在郊野，而目击兵戈盗贼之变与朝廷郡国不平之事，心常不忘君父，故哀愤之辞不一，不独为一身发也。”（方回《瀛奎律髓》）正如萧涤非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所说：“杜甫的呼吸，杜甫的脉搏，经常是随着祖国的命运而起伏着，跳动着，喜怒哀乐是和祖国的存亡治乱相适应。他的积极人世精神是至老不移的，他体内流淌的就是忠君报国的血液。”杜甫在《江汉》一诗中云：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 

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不难看出诗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态度。虽然时日无多，可是心里还想着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也评道：“中四句，用云天、夜月、落日、秋风皆景也以情贯之，‘共远同孤，犹壮欲苏’八字绝妙，世之能诗者不复有出其右。公之意自比于老马，虽不能取长途而犹可知道释惑也”。 

　　此时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关切到——以力主加强边疆的防卫力量以抵御回纥、吐蕃等少数民族的不断侵扰以及地方藩镇割据势力的称兵倡乱、互相攻杀，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这两个方面。至于关怀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则集中表现在揭露、控诉过重的剥削、压榨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上。768年，杜甫顺江东下到了岳州，暮冬时节，写了《岁晏行》：“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太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杜甫这时拖着多病残躯，挈妇将雏，挣扎在湖湘旅途之中。当他看到当地人民被“征求贫到骨”，甚至到了卖儿鬻女偿租还债的地步，还听闻“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遣遇》）的人间悲剧，于是忍无可忍地抱病挥笔，写出这样动人心魄的控诉统治者残酷剥削罪行的著名诗篇，并发出了“何时终”的极其沉痛的感叹!愤怒地指斥那些大大小小的统治者贪婪残忍“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遣遇》）。所以他极力呼吁“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诗人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念念不忘朝廷，“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南征》），“皇舆三极北，身事五湖南。恋阙劳肝肺，抡材愧杞柟”（《楼上》）。对不能为国出力感到内疚。大历四年（769年），这是诗人人生中的最后时光，他仍然念念不忘致君安民的愿望。如他在这一年所写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一诗中说道：“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如此坚韧持久、积极热烈的用世精神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可见杜甫在老病漂泊之中仍然心系朝廷，然而李唐王朝对这位伟大诗人的满腔热血却加以漠视，他终究无人理睬，孤凄地客死江南他乡。 

　　三、湖南诗中的政治情怀的特点（与秦蜀时期作对比） 

　　在湖南时期，诗人在《过南岳入洞庭》一诗中慨叹： 

圣朝光御极，残孽驻艰虞。 

才淑随厮养，名贤隐锻炉。 

邵平元入汉，张翰后归吴。 

莫怪啼痕数，危樯逐夜乌。 

　　诗人透过个人的遭遇体会国家的不幸，把自己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时世之忧和漂泊之悲一直是贯穿杜甫湖南诗的情感心态。但与秦蜀时期诗篇中抒发的政治情怀不同的是，秦蜀诗中的政治情怀，悲苦忧伤里透露出希望和自信；湖南诗的政治情怀则在悲苦忧伤中经常流露出近乎绝望的情绪。 

　　诗人在《客堂》一诗中写道：“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形骸今若是，进退委行色。”在《赠郑十八贲》中，诗人也说：“心虽在朝谒，力与愿矛盾。”然而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杜甫在蜀中闲居草堂时，听说有人建议置江陵（荆州）为南都，便深有感慨，为作《建都十二韵》云“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议在云台上，谁扶黄屋尊?建都分魏阙，下韶辟荆门。恐失东人望，其如西极存”，“愿枉长安日，光辉照北原”。诗的前半段表示在“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的形势下来讨论“建都”荆州是很荒谬的，它只能加重人们对时局的不安感和对朝廷的不信任感。最后寄希望于皇帝能够醒悟，使大唐王朝收复河山重现辉煌。杜甫在蜀中写的《登楼》诗中有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幕聊为《梁父吟》”。对唐王朝可谓忠之至矣，希望人们就是对阿斗那样的领袖也一样要尊重他、拥护他。不难看出，秦蜀时期的杜甫，激越的政治热情中潜涌着无处不在的伤痛，而急切的恋主思阙中流露出诗人时不我待的悲伤之间也不乏对未来的期待。 

　　不过在湖南的漂泊中，杜甫一开始就对漂泊的前程感到茫然“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晓发公安》），归去的念头常常浮现，“白头厌伴渔人宿，黄帽青鞋归去来”（《发刘郎浦》），一样感受到漂泊的悲哀，“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南征》）。尤其是《晓发公安》中“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出门转眄已陈迹，药饵扶吾随所之”，有一种天地凄惨、此生茫茫的不祥之感。此外如“中原未解兵，吾得终疏放”（《次晚洲》），“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野望》），“乱离难自救，终是老湘潭”（《楼上》）也都表现了某种程度的绝望。虽然杜甫也曾说过“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振”（泊岳阳城下》），但正如王嗣奭所云，“前诗‘才尽伤形体’，此云‘留滞才难尽’。后诗‘穷迫挫曩怀，此云‘艰危气益增’似为相左。然读谭、衡等诗，神王气壮，知非虚语。然亦因舟行向南溟而意激于鲲鹏之变化也”。王嗣奭《杜臆》说明诗人这种绝望的情绪是在特定环境中的一时兴起之语，并不能反映杜甫湖南时期的普遍心态。杜甫前后情绪变化的原因，当如浦起龙所说“盖涉历愈老，则悲叹愈多”（《读杜心解》）。随着岁月的推移，诗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病人膏肓的现实，同时自己老病缠身，因此对未来渐渐丧失了信心。 

　　四、结语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差点丧失掉自己的统治，使李家天下改名换姓。安史乱后，各种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多少缓和。藩镇势力不断扩大，宦官弄权，民族矛盾加深，国事日非，危机四伏。杜甫身当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关头，就注定了他无时无刻都秉持那种关怀国家、民族命运，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他无论是从青年到老年，无论是在朝或在野，也无论是战时或平时，都能始终如一地怀着“兼济天下”之志，忠心耿耿地在“谋其政”、“叹息肠内热”地在“穷年忧黎元”。诗人晚年流寓湖湘的两年多中，羁绊旅途，形迹衰朽，贫病交加，境状每况愈下。但他始终是以儒者自居，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对现实有着如此坚决、执著的眷恋，心中承担了难以言喻的责任感。即使是置身危难之地也无法忘却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不仅无法获得心灵的解脱，反而更深刻、更清醒地体会到黎民的痛苦和忧伤。 

　　（作者系湘潭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