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对图书事业的贡献
时间: 2015-08-14 10:08
陈树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先世为江苏吴江人,其祖辈因避兵乱,移居湖南,后以湘潭为籍。光绪十八年中进士,授史部主事,然其“不乐仕进,日以搜访旧书、刻书为事,专力于考据之学”(叶启发《郋园读书志跋》)。不久即乞养归里,以藏书治学为业。
叶德辉像
作为清末民初的著名士绅,湖南“三大儒”之一(另二人为治帝王之学、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的王闿运,以及曾任国子监祭酒、岳麓书院院长的王先谦),叶在政治上表现得相当保守,属于有争议的人物,但在学术上却颇有建树。他的弟子杨树达评论其师的学术地位说:
盖先生之于经也,推本雅故,驰贯众家,追迹段、王,自标独得。晚岁笃精小学,史籀有疏,读若有考。……其于史也,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膺,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即今《读书》一志,声重寰中;《书林》二话,遍流海外。其明征也。(《郇园全书序》)
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叶氏之学术成就。叶德辉一生所著、所辑、所刊之书,即在《郋园全书》中已达130余种之多,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书林清话》10卷、《书林余话》2卷、《藏书十约》1卷等,他还编写书目《郋园读书志》、《观古堂藏书目录》,并校刻古代稀见书目15种,成《观古堂书目丛刻》。
一、在藏书方面的成就
以今天的目光看,叶德辉既是一名博学多才的学者,亦是一位爱好广泛的收藏家,这当然与其家境殷实是分不开的。江阴缪荃孙在《书林清话》的序言中称叶“不乐仕进,养亲家居,精研经义、字学、舆地、文词、旁及星命、医术、堪舆、梵夹,无不贯通,凡经籍、金石、书画、陶瓷、钱币,无不罗致”。叶的收藏爱好中,又以藏书为甚,他“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无不搜罗宏富,充栋连橱”。(刘肇隅《郋园读书志》序)
(一)藏书来源
叶德辉的藏书来源主要有三:其一为祖上所遗,其祖自吴迁湘时,有“楹书数巨箧”,如顾炎武、惠栋、钱大昕诸遗书,毛晋汲古阁所刊经史残册,唐宋人诗文集,经叶盛、叶树廉收藏旧籍,叶梦得之《家训》及说部等书。这批书数量并不多。
再就是叶历年从市场上及其他藏书家手中所收购。在光绪十二年入京会试时,叶德辉每天到琉璃厂、隆福寺书肆访书而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以后无论乡居湖南还是游览京师抑或行旅吴中,他都随时留心收罗。光绪十二、三年,湘潭藏书大家袁芳瑛卧雪庐藏书散出,其中的精品多为李盛铎所得。此时,叶德辉的资力无法和李氏竞争,但叶细心收拾残零,所获亦十分可观。以后,叶德辉又在北京购得商丘宋荦纬萧草堂和曲阜孔氏红榈书屋旧藏20箱。而光绪十八年叶德辉中进士后不久回到长沙家中,专心以治学藏书为业,十余年问更是收获颇丰。
其三,叶在后期以书会友,结识了一些海内外的藏书家,用所刻书籍与他们互赠互换。这个举措是叶德辉的创举,在丰富其藏书品种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叶德辉非常重视刻书,他在言及张之洞《书目答问》时,对刻书事业进行了高度评价:“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叶德辉用自家观古堂汇刻的丛书换取了许多日本影刻宋元本医药保健类书籍,如古典文学社在1957年出版的《古今书刻》所用的明刻版本即为叶德辉接受日本友人馈赠而得。
(二)藏书特点
经过历年的苦心积累,至辛亥年问,叶德辉的藏书单本已有16万多卷,若把复本计算在内,则超过20万卷,这些书分装在1368个书箱中,并有藏书处观古堂、丽楼,可谓海内的藏书大家。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叶德辉死后,其多年收集的藏书被窃取或散失,而观古堂的藏书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其子叶启倬、叶启慕卖给了日本人山本,现藏于日本。国内今存数量不多的书,藏于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处。
宣统三年(1911)冬,叶德辉撰《藏书十约》,该书主要从购置、鉴别、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勘、题跋、收藏、印记等十个方面对书籍的收藏、整理工作进行了阐述与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叶在藏书方面的几个特点:一是在版本的朝代方面。当时的藏书家多流行追求宋元旧椠,叶却不赶这个风潮,而以明清精校精刻本为收藏的重点。我们分析,叶的这个收藏取向基于以下原因。首先,他认识到宋元版本流传至清代,多名有其主。坐拥者除非遭重大变故,决不会轻易散出。其次,在叶德辉看来,向为清代藏书家所忽视的明刻和清刻,其中实不乏珍品。叶认为没必要厚古薄今,“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书籍出版事业,随着社会生产力与文化的发展,今是可以胜昔的。他在((书林清话》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和卷九《国朝刻书多名手写录亦有白书者》指出,明清刻本无论从内容和书品来说并不比宋元刻本逊色。而在《郋园读书志》中,他进一步提出,自康雍乾嘉以来,“累叶承平,民物丰阜,士大夫优游岁月,其著书甚勇,其刻书至精,不独奴视朱明,直可上追天水”。再次,叶德辉是一个大学问家,多本参校参读从来是治学之关捩,叶德辉当然不会放过校、刻皆精的明清本。当然,叶所藏宋元精本也不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宋元本虽不多见,也时有一脔之尝。其中最珍贵的有宋本《南岳总胜集》、《玉台新咏》、金刻本《埤雅》、元刻本《仪礼集注》、大德本《绘图列女传》等。
二是重视异本。“每得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盖不如是不足以言考据也。”可见叶收集异本的目的重在比较研究。
三是在版本价值之外,叶德辉还重视建立类目齐全、比例合理的藏书结构,以及所收藏书籍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叶在《藏书十约》的“购置”一项中说:“置书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经,先十三经,史,先二十四史,丛书先其种类多校刻精者。”从《郋园读书志》看,经部书凡96种,史部书凡97种,子部书凡126种,而集部有349种。其藏书门类的丰富,用叶自己的话来讲,是“不至有阅世借人之苦”。
四是重视对藏书的校勘工作。在《藏书十约》“抄校”一项中,叶德辉强调抄书后要细校:“己抄之书,别人校之,人抄之书,则己校之;多一人寓目,必多校出二三处误字脱文。经史更不得草率,一字千金,省后人多少聚讼,岂非绝大功德哉。”而在“校勘”一项中,他认为“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并指出校勘方法有“死校”与“活校”两种。“死校”为“一点一画,照录而不论,虽有误宇,必存原文”,也称作“求古”;“活校”是“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这种方法又称作“求是”。他指明两种方法各有优长,目的都在于存真。应该说,叶的校勘工作对其藏书质量的提高,文献信息的完善是大有裨益的。
值得一提的是,叶德辉过去被认为是刊印、发行黄色书籍的书商,现在看来,似有偏见。唐代以前,我国曾流传过《素女经》、《玄女经》、《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房玄子》等房中术著作。这些都是珍贵的古代性学文献,可惜在五代乱后已失传。然而,叶德辉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却意外地发现了这些珍贵的资料存于东瀛。他分析说:
《隋书·经籍志·子部·医家类》有《素女秘道经》一卷,注云:并《玄女经》又有《素女方》一卷。新旧《唐志》均不著录,惟日本宽平中见在书目有《素女经》一卷,而无《玄女经》、《素女方》,疑其时合为一书,不复分列也。宽平当中国唐昭宗时,其时彼国赍书之使,络绎于道途,故五代乱后亡书,彼国皆有传者,此经虽未有刊本,而载在彼国永观二年丹波康赖所撰《医心方》廿八卷中,首尾贯通,似是完帙。永观二年为宋太宗雍熙元年,去唐未远,其中所采《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并此经皆言房中之事;又载《养阴》、《养阳》诸篇,大抵汉、隋两志中,故书旧文,十得八九。
叶用自己的刻书与日本学者交换,并从中辑录出上述五种古籍,刊印成《双梅景闇丛书》,他在其中的《新刊素女经序》中说:“今远西言卫生学者,皆于饮食男女之故,推究隐微,译出新书如《生殖器》、《男女交合新论》、《婚姻卫生学》。无知之夫诧为鸿宝。殊不知中国圣帝神君之胄,此学已讲求于四千年以前。”从今天看来,此言虽有过之,然叶发掘、保护中国古代性学史料之功亦莫大焉。
二、对版本目录学的贡献
叶德辉在进行一般藏书家所从事的编制藏书目录及撰写读书题跋等工作的同时,还涉及书籍史、古代藏书管理经验以及前人书目刊刻、订正与考证等研究领域。谢国桢在《丛书刊刻源流考》中评价其“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独具别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
(一)创作我国首部系统的书籍史
作为文明古国,历代以来,我国有着极其丰富的图书资料,然而千百年来,并无一部系统的书籍史。清光绪年问(1875—1908),叶昌炽作《藏书纪事诗》,记载了北宋至清1100多位藏书家的故事,但由于文学形式的限制,该诗只是提供了一些资料,不属于系统的书史。
而叶德辉著述的《书林清话》可称为我国首部系统的书籍史,亦是一部重要的版本学理论著作。该书共10卷,写成于清末,经3次修改,刊印于民国九年(1920)春,全书以笔记体的形式,提供了关于我国古代雕版书籍的各类知识,不仅叙述了唐宋以来刻板、活板、套色等各种印刷方法的源流,乃至于对历代书籍的规格、纸张材质、用墨、字体、装订工艺、工价、市场、鉴别、保存及宋元明清四代许多著名刻本的掌故均有所介绍。如在《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刻书工价之廉”篇中,叶记载了明以后,刻印工价总体上涨的趋势,以及各地的工价差异:
按明时刻字工价,有可考者,《陆志》、《丁志》有明嘉靖甲寅闽沙谢鸾识岭南张秦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佰陆拾壹叶,绣梓工赀贰拾肆两”木记。以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赀壹钱五分有奇。其价廉甚。至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今湖南刻书,光绪初元,每百字并写刻木版工赀五六十文。中叶以后,渐增至八九十文,元体字小者百五十文,大者二百文,篆隶每字五文,至宣统初已增至百三十文,以每叶五百字出入,每钱银直百六十文计,每叶合银叁钱畸零,视明末刻书已增一倍。然此在湖南永州一处则然。永州刻字多女工,其坊行书刻价每百字仅二三十文。江西、广东亦然。价虽廉,而讹谬不可收拾矣。
在该书卷六“宋印书用椒纸”篇中,叶还记载了宋时一种珍贵的芳香防虫的印书纸:“宋时印书纸,有一种椒纸,可以辟蠹。”并描述了其制作工艺与外观:“椒纸者,谓以椒染纸,取其可以杀虫,永无蠹蚀之患也。其纸若古金粟笺,但较笺更薄而有光,以手揭之,力颇坚固。”看来,媒体报道过的中国第一本散发香味的书,其实古人早就发明过了。
关于活字印刷,至今历史学主流观点仍认为始于北宋庆历年问(1041—1048)毕昇所创的胶泥活字,而叶德辉当时却在书中提出了新观点:“活字板印书之制,吾窃疑始于五代。晋天福铜版本载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此铜版殆即铜活字版之名称。”(《书林清话》卷八)
可以说,《书林清话》的这些记载不仅对我们研究中国书籍发展史,以及考订古代典籍真赝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研究我国古代、近代的经济史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叶德辉还从书籍美学的角度出发,强调书籍出版印刷中的图文并茂,即艺术性与功用性的有机结合。他引用同时代人徐康在《前尘梦影录》中的观点:“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而在图文书中,他认为以“明代最为工细”。
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及其读法》一书中,亦评论《书林清话》“论刻书源流及掌故甚好”。
(二)目录学成就
叶德辉目录学研究的代表作是《观古堂藏书目录》。该书的图书分类类目与《四库全书总目》相似,但在“史部”中专门列出了“金石”一类,而在“金石”类下又分“目录”、“图像”、“文字”、“考释”、“义例”等子目。所谓“金石学”,乃是近代考古学传人中国前,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近似欧洲的铭刻学,研究对象属零星出土文物或传世品,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金石学形成于北宋,至清代正式有“金石之学”的命名。而近代考古学传人中国后,仍有学者进行金石的整理和研究,但独立的金石学已不再存在,金石学变成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此,叶这种重视金石学的做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学科发展情况。
此外,叶德辉还对前人的书目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订补的工作。我国古典目录学包括官家、史家以及私家等三种目录。其中私家目录有多种形式,如题跋、按语、解题、注释、序文等。叶德辉将自己为藏书所作的题跋编成《郋园读书志》,共16卷。他在题跋中往往注明作者姓名、籍贯、仕履及著书大概,接着叙述作者学术之源流派别,版本缮刻的异同,还夹杂发挥自己的观感与看法,可以说,叶的一篇题跋既如同现在一本书的提要,又是一篇言简意赅的书评。另外,诸如史部中的野史、外史,小说诸门类所著录的小说、戏曲、演义、传奇等文献,长期以来,既不入官家目录,亦不收入史家目录,而私人藏书,更多的是凭其志趣爱好,没有束缚,故亦常出现官府所无而私藏特有的现象。叶德辉却看到了这些不入官录的文献的收藏与学术研究价值:
唐以来古文义法行,而方言俚语,遂不见于文人记载之书,而或时见于唐宋人小说中,然不能详也。详者惟传奇、杂剧及金元人北曲。
应该说,这种对私家目录的重视也体现了叶德辉独到的学术眼光。
作为清末民初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对古典文献保护与研究的经验,对目录学,特别是私家目录的研究,以及其与海内外交流刻书,以填补空白,促进研究,丰富收藏的做法,对于当今图书馆的各类文献资源的采访、建设,以及古典文献学的发掘与研究,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在学术昌明的今天,我们切不可因人废言,致使前修成果淹没。由于学识浅陋,谨陈述管见于上,祈请读者不吝教正。
(作者系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图书馆馆员)
参考文献:
【1】杜迈之、张承宗著:《叶德辉评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
【2】叶德辉编:《双梅景闼丛书》,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8年版。
【3】叶德辉著,李庆西标校:《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藏书十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谢国桢著:《明清笔记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5】刘慧霞:《略论叶德辉对目录学的贡献》,《图书馆界》,2009年第1期。
【6】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