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炭河里古文化 

喻立新 

　　长沙自秦汉以来就是湖湘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长沙的先秦史因史籍缺乏记载而不甚清晰，特别是在楚国势力进入长沙前，史书上认为今长沙地区是“蛮荒之地”。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长沙市所属的宁乡黄材及其周边一带发现了一大批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和铸造工艺精湛的商周青铜器。特别是2001年至200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宁乡黄材炭河里进行了考古发掘，确认该处是一处西周时期的古城址。表明这一地区已出现了典型的阶级社会形态和组织，从而有力地证实了长沙地区在楚国势力进入前非“蛮荒之地”。 

　　一、黄材是蚩尤和蚩尤部落的发祥地 

　　黄材位于长沙市宁乡县城西四十多公里的湘江下游支流——沩水河畔，地处雪峰山脉东北麓，是沩水上游一个面积近千万平方米的山问盆地，中央地势平坦，三面高山环抱。沩水自西向东从盆地中间流过，炭河里商末西周的文化遗存(即炭河里遗址)就坐落在盆地西部的沩水北岸，隶属黄材镇栗山村。 

　　探索黄材这一带的历史文化，首先应从它的源流说起。 

　　湘中地区至今还存在一种神秘古朴的民间原始文明文化形态，即“梅山文化”。梅山文化地域是古梅山峒蛮居住地，据《宋史》云：“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即包括今天的长沙、湘潭、益阳、常德、怀化、娄底、邵阳等市25个县级行政区域的全部或部分，宁乡黄材即在其中。著名民俗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子艾论证，古梅山峒区域是上古蚩尤部族的世居地之一。 

　　蚩尤是我国远古传说中黄、炎、蚩尤三大部落联盟首领之一，与黄帝、炎帝并称中华民族“三始祖”。关于蚩尤的传说，自东周以来多见于史籍。《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国语·楚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据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考证：“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 

　　缪凤林《中国通史》云：“炎、黄之世，南有黎、苗，黎、苗处南服，大抵上古之时，江汉之区皆为黎境。”所谓“黎”，即“九黎”，依此说，蚩尤“九黎”分布范围应包括长江中游一带，即今天的湖北、湖南等地。远古时期，交通不便，九黎部落联盟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应是以黄材为中心的蚩尤部落由南向北扩张，不断征服其他部落而形成的。 

　　黄材西行15公里就是安化县，安化县与新化县接壤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大熊山，迄今保存有一块“蚩尤屋场”的清末民初石刻，相传蚩尤早期活动于这一带。据历史文献记载，蚩尤姓“姜”，【1】而“姜，从羊”，古时黄材周边有许多山水地名冠之以“羊”，康熙二十一年《宁乡县志》记载：“大沩界，县西160里南，有东西45里，南北30里的奇山，状若芙蓉，翳幽栈绝，下为青羊潭。”《元丰九域志》记载：“青羊山，有寺日芙蓉寺……山下有青羊镇、青羊集。”现今黄材镇仍保存有上青羊村，下青羊村；在黄材相邻的老粮仓镇还有一个“羊角寨”。而黄材附近的河溪，一般只冠一个字，如湘水、圾溪，相传上古人们将流经黄材的这条河称为“羊水”。直到汉代才改称“沩水”，“而沩水见于《水经》意者，‘沩’字之始制与沩水之名立，皆在汉世。”【2】因此，今日之“沩水”即汉前之“羊水”。

 

黄材地理位置图

　　《归藏·启筮》日：“蚩尤出自羊水”，《路史》等书亦是如此记载。黄材镇石龙洞村有一座山叫云台山，山下有一个大坑，现隶属横市镇关圣殿村。坑内面积达30万平方米，四面高山环抱，峭壁悬崖，仅有一个不到20米宽的出入口。传说蚩尤降生于此。裴驷撰《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蚩尤，古天子”，所以称此坑为“天子坑”。 

　　与“天子坑”相隔一座山，相距不到两公里的黄材崔坪有个“十三洞”(2005年改名为“千佛洞”)，相传蚩尤曾住在这个山洞里，人们把它叫“蚩山洞”，宁乡口音“蚩”(chi)与“十”(shi)混淆，“山”与“三”不分，后来人们误认为此洞有13个洞相连，于是“蚩山洞”变成了“十三洞”。 

　　黄材一带“姜”姓人特别多，现在宁乡还流传一句古话“黄材姜难呷”。据《宁乡县志》记载：“黄材姜姓最多，市侧大墓山有进士坊，为后唐进士姜流光立。旧《志》：姜德厚，字流光，吉州太和人。后唐进士第，官大理寺评事。庄宗某年，衔诏移民，至黄材。”【3】相传姜流光饱读史书，博古通今，悉知自己乃蚩尤之后裔，而宁乡黄材乃蚩尤之故里，于是请旨认祖归宗，举族移民于黄材。 

　　蚩尤时代正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有着众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蚩尤长大后成为这块土地——今黄材一带的部落首领。 

　　随着势力的强大，蚩尤部落走上了扩张的道路。他们沿“羊水”而下进入湘水，沿湘水而下到达长江武汉一带，逆汉水而北上。沿线部落或被他们消灭，或被他们兼并，从而形成了九黎部落联盟。 

　　据范文澜先生考证：“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九黎部落联盟进入中原后，与黄帝部落联盟在今河北涿鹿展开了原始社会末期规模空前的部落大战——“涿鹿大战”。最后九黎部落联盟被打败，首领蚩尤也被擒杀。 

　　综上所述，宁乡黄材是历史传说中蚩尤和蚩尤部落的发祥地，蚩尤部落由此北扩建立了九黎部落联盟。 

　　二、黄材是三苗商末西周时期的政治中心 

　　夏代时长江中游一带生活着一个原始部族集团——三苗。 

　　关于三苗的起源，《国语·楚语下》说“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其意是三苗复兴了“九黎”的事业和历史传统。韦昭注《国语》此句云：“三苗，九黎之后也”，即三苗是九黎的后裔。所以，九黎部落联盟在涿鹿战败之后，其势力退出了中原地区，又回到长江中游一带，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部族集团——三苗。 

　　《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而禹放逐之”。“彭蠡”在今之江西鄱阳湖；“洞庭”，学者大多认为即今之湖南洞庭湖；“文山”是今何地，还无法确定，大致应在鄱阳、洞庭问靠南部之地；“衡山”，据钱穆先生考证，是在长江以北，即今河南南部的伏牛山。【4】说明大禹之时三苗的范围大致包括江汉、江淮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南北、洞庭彭蠡之间的辽阔地域，即今天的河南南部、安徽西部，以及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禹放逐之”就是大禹对三苗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 

　　关于禹伐三苗的记载，先秦时期的文献有许多记载，仅就结果而言，《国语·周语下》说：“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逸周书·史记》篇说“外内相闲，下扰其民，民无所附，三苗以亡。”许多学者据此认为三苗从此就灭亡了。 

　　但大禹讨伐后三苗就灭亡的观点另有一些学者并不认同，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夏图上就标有“三苗”。《逸周书·史记》篇说“三苗以亡”，亡也有逃亡之义。 

　　尧舜禹时期，三苗的活动中心在江汉平原，其范围包括了长江以南的洞庭彭蠡之间的地域。据考古发现，在武汉市北部的黄陂盘龙城城垣基部和王家咀下层发现了二里头文化，这都应是夏王朝的国力范围实已达江汉地区的考古学物证。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遗存几乎遍布淮河上游地区，但在长江以南尚未发现。所以，夏代三苗存在的观点是合理的，但其势力应退出了长江以北。 

　　谭其骧先生认为进入商代时三苗已不存在了，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商图就不见三苗之踪迹。笔者发现该图上标注有“宁乡”和“清江”。按其“图例”分析，应是在长江以南的湖南宁乡和江西清江(现樟树市)发现了商代的“考古遗址”，即炭河里商周遗址和吴城商代遗址，并在它们及其周边均出土许多商代青铜器，认为这些青铜器是商人铸造，所以，商王朝势力取代了三苗。 

　　三苗商代已不存在的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很大一部分具有与中原不同的特点。许多青铜器专家认为这些与中原文化不同的青铜器不是中原铸造，著名历史学家、青铜器专家唐兰先生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省发现过许多相当于商代的青铜重器，如四羊方尊和人面纹方鼎，都有地方特点，不完全同于殷墟文化，看来这个地区的苗族文化，在商代还是在发展的。”【5】所以不能以宁乡发现商周遗址和出土商周青铜器来证明三苗在商代已不存在。 

　　黄材一带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总数达300余件，铸造年代为商末西周时期。在位置偏僻的黄材出现年代相近的古城和大批青铜重器，让人难以否认两者问的密切关系，所以炭河里古城的主人就是宁乡商周青铜器的使用者。 

　　距黄材不到20公里的老粮仓镇与枫木桥乡交界处有一座叫“师古寨”的山，山的西北面为老粮仓，东南面为枫木桥。1959年、1993年先后在此共发现了15件商代大铜铙。关于铙的用途，专家认为“可用于军旅，类似铜鼓，击鼓山顶，足以号召部队，指挥军阵，而且也可用祭祀宴享。”【6】师古寨是“师法古人”之地，也就是祭祀祖先的地方。这个祖先就是蚩尤，因为蚩尤姓“姜”，而“姜，从羊”，所以“师古寨”又名“羊角寨”。【7】师古寨与炭河里相距如此之近，应该就是炭河里城址的主人在此祭祀祖先蚩尤。炭河里城址的主人之所以选择师古寨祭祀蚩尤，是因为当时该山及其附近生长着许多枫树。《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日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至今湖南以及贵州等地的苗族一直崇尚祭“枫神”，崇拜枫木树。炭河里城址的主人当为商末西周时期生活在黄材一带的族群，这个族群是蚩尤后裔，而当地夏代生活的族群是三苗，所以炭河里城址的主人肯定是夏代三苗的后人。 

　　《名义考》云：“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杨也。”“三苗建国在长沙”说明三苗将都邑建立在长沙地区；“而所治则江南荆杨也”说明三苗在长沙地区建国之时，其势力已退出长江之北，应是夏代或夏代以后。《名义考》成书于明代，当时的宁乡黄材属长沙府，明代长沙府范围内目前发现的夏商周时期的古方国城址唯有宁乡黄材炭河里。所以，三苗在长沙地区所建的都邑应就是炭河里古城址。这与《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也相吻合，“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黄材距南岳仅一百五十公里。 

　　据考古发掘，炭河里古城址运用于商末西周时期。人们通常把青铜器、文字、城址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也称为三大文明要素。以黄材炭河里古城为中心的2公里范围内出土了许多有铭文的铜器。如“大禾”人面纹方鼎、“□父乙”窝纹罍、“癸”□卣、“戈”卣等。所以，三苗部落联盟不晚于商末西周时期变成了三苗方国。 

　　黄材地理位置偏僻，三苗方国之所以在此建都邑，是因为从夏代开始，其部落联盟聚居中心就在此。禹伐三苗，三苗被迫迁徙，一部分三苗人在其首领带领下借道长江沿湘水而上，转“羊水”来到了蚩尤部落发祥地——宁乡黄材一带。 

　　据考古发掘，炭河里遗址的年代最早到商代末期。在此之前三苗文化遗存很可能淹没在黄材水库。黄材水库(即青羊湖)距炭河里约一公里，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水库大坝的左边就是“寨子山”，“寨子山”又名“得胜寨”，“经得胜寨，危峰拔地，突起道旁。前代土人尝据绝顶，筑垣避兵于其上，因以寨名山，径由此入。”【8】古籍之记载以及“寨子山”之名表明：在寨子山后的水库淹没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基地就是夏商早期三苗的聚居中心或都邑。 

　　夏商早期三苗的聚居中心或都邑也不能排除在黄材附近的老粮仓一带。2001年9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老粮仓的刘家湾一花草坪遗址发现了大量的7000多年前的绳纹、篮纹等陶片，文化遗存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遗址不但面积巨大，达2万多平方米，而且保存良好，文化层相当清晰。 

　　据考古发掘，炭河里古城废弃于西周晚期，在其墓葬发掘区发现了春秋时期的“越人墓”。表明三苗方国消亡于西周晚期。 

　　综上所述，夏、商、西周时期，当今长沙地区属三苗，宁乡黄材是三苗的政治中心，炭河里古城址是“三苗”方国的都邑所在地。三苗方国先民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 

　　三、黄材一带是虎方国 

　　春秋中晚期的都邑所在地西周晚期，三苗解体以后，今长沙地区的历史面貌在传世文献中几近空白，而考古方面也未发现城址一类的大型聚落。何人取代了三苗成为今长沙地区春秋时期的主人，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查考古资料，在今长沙地区(宁乡黄材，长沙金井、高桥、麻林)多处发现春秋早、中期以随葬铜器为主的越人墓。史学界认为楚人进入长沙地区大约是春秋晚期，在此之前当地生活的族群是以越人为主。 

　　社会是发展进步的，早在商周时期就进入了文明社会的今长沙地区，不可能再退回原始社会，所以当时当地的越人应也依附一个自己的方国。这个方国就是虎方。 

　　甲骨学家从甲骨文中考证出商代有一个方国叫虎方，是一个以虎为图腾崇拜的氏族。关于商代虎方的地望，专家学者有三种意见，即淮水上游说、【9】汉南荆楚故地说【10】和古三苗聚居地区说。【11】《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商时期中心区域图》将“虎方”标注在淮水上游南岸，说明谭其骧先生是赞成淮水上游说的。 

　　甲骨文中有关“虎方”的记载，只有一条卜辞：【12】 

　　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口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口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口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途”有“征伐”义，【13】举、望为族名。在商代，王师只有右、中、左三军，遇有重大军事行动，一般是以王师为骨干，辅以用兵地附近的氏族军。据专家考证：举是居住于湖北汉水支流举水流域的一个氏族；【14】望位于毫南淮阴问，即今淮水上游北岸，【15】据此分析：商王武丁征伐虎方前，虎方离此不远。但淮水上游属于正统商文化区域，【16】虎方不可能在此。所以，汉南荆楚故地说是可信的，虎方当时应位于汉南。 

　　如果虎方当时位于汉南符合史实，那么虎方也是三苗后人。禹伐三苗后，有部分三苗人脱离了三苗集团，其中留在长江以北的三苗人后裔到商代时已发展为“荆蛮”，这些“荆蛮”分许多氏族部落和方国，商王朝对其进行了征伐。据《竹书纪年》载：“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说的是商人的军队在攻占“有洛”(今河南洛河一带地区)之后，曾乘胜南下征伐“荆蛮”，一度迫使“荆蛮”归顺。又《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载：“汤见祝网者置四面……汤收其三面……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汉南”指汉水之南。商初，由于成汤“征伐”与“招抚”结合，四十个氏族部落和方国都归附于商朝，虎方就在其中。 

　　商代中期，商王朝国力衰弱，虎方与其他“荆蛮”一起又背叛了商王朝。《毛诗正义》云：“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 

　　商代末期，商王武丁大规模南征，虎方是主要征伐对象。甲骨文中关于“虎方”的这条卜辞，大意是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甲还是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佑，取得胜利。这次战争，以商王胜利而告终。《诗·商颂·殷武》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 

　　战败的虎方被迫迁徙到了江南。20世纪在江西新干发现属同一文化类别的两个商代遗址，即大洋洲商墓和牛头城商周遗址。1989年在大洋洲商墓出土了480多件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具有浓厚地方特色，这批青铜器上的虎形象特别引人注目。张长寿先生据此认为：牛头城商周遗址居住族群很可能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17】 

　　西周金文安州六器《中方鼎》云：“唯王(周昭王)令(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艺王居。”意思是：周昭王命令南宫伐反虎方的那年，命令“中”先巡视南方诸侯国，建立昭王行宫。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周昭王讨伐过南方的虎方。这一点于2000年在山西晋侯墓内出土的韦支甗也可证实，其铭文中有“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二是讨伐虎方的原因是虎方反周。周昭王肯定是在长江之北讨伐虎方。据此分析，虎方反周实际是其势力于西周早期越过了长江，进入周王朝控制范围。说明西周早期虎方占领了鄂东南一赣西北一赣北(鄱阳湖以西)这一广阔地区。 

　　彭适凡先生研究认定：鄂东南一赣西北一赣北(鄱阳湖以西)这一广阔地区表现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就是扬越文化。西周文献中开始出现的扬越，虽泛指一定地域即江汉地区的扬越族人，但当时扬越的地望不仅包括江汉地区，而且还分布在鄂东南以及江西的大片地区，其东界大体以鄱阳湖为界，鄱阳湖以西的赣北、赣西北及赣江西岸。【18】所以，虎方占领之地所体现的文化面貌是扬越。 

　　《史记·楚世家》记载，周夷王(前885年一前878年)时，王室衰微，诸侯交相攻伐，“熊渠甚得江汉问民和，乃兴兵伐……扬粤，至于鄂。”西周中晚期之际，楚国兴兵征伐的扬粤，即扬越，古时“越”通“粤”，实际就是虎方。“至于鄂”说的是楚国势力越过长江到达了鄂地(今湖北鄂州市城区东)。从此，虎方势力退回到长江以南。 

　　长沙史称“扬越之地”，春秋中晚期湖南大部分地区为扬越民族主导，在炭河里古城外西周墓葬发掘区发现了春秋时期的“越人墓”。但在株洲县白关镇团山村发现了西周晚期的越人墓，【19】据此分析：虎方应是在三苗方国消亡后，占领了其地域。 

　　资水上游的邵阳县发现了双江口遗址，经专家鉴定为春秋时期古越人居住遗址。这表明当时当地已是扬越人的天下，虎方于春秋时期占领了整个资水流域。 

　　春秋时期楚国势力迅速发展，在致力于北上争霸的同时，也积极南下扩张。楚国窥视虎方之地，分西、中、东三路南下扩张。 

　　西路——楚国从洞庭湖西部南下向虎方渗透，控制了资水下游。两周之际，楚国势力到达湘西北地区。湘西北地区即洞庭湖西部、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地区，这里北与今湖北松滋(古代兹方)、公安连成一体，隔江与楚郢都相望。在稳定上述地区的统治后，楚国势力继续南下。据考古发掘，在益阳发现的400多座楚墓，其年代上限为春秋中期，表明楚国于春秋中期开始控制了资水下游【20】。 

　　中路——楚国从洞庭湖东部南下进入了今湖南岳阳和汨罗一带。楚国在洞庭湖东部建立移民国，据前人考证，目前所知主要有罗子国和糜子国。罗子国，系楚同姓国，约公元前7世纪初，被楚武王所灭，其遗民南迁于郢都附近枝江一带。楚文王时，又将遗民南迁至今汨罗一带；糜子国系西周时期楚的附庸国，约公元前7世纪末或前6世纪初，被楚庄王所灭，其遗民迁至今岳阳市东30里的糜城。【21】 

　　东路——楚国从鄂东南一赣西北大举南下进攻虎方。据《史记·楚世家》载：“成王恽元年(即前671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日：‘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夷越”位于“尔(楚国)南方”，就是指虎方，虎方就是“扬越之国”，“楚地千里”说明：春秋中期，楚国南下扩张，增加了很大土地，其南北纵深近千里。而楚国西、中两路南下扩张不多，只有东路可能南下扩张最多，占领了鄂东南一赣西北，甚至到了今南昌地区。《水经注》：“赣水又北迳南昌县故城西，于春秋属楚。”又《元各郡县志》：“洪州(南昌)，春秋时为楚东境也。” 

　　由此可见，春秋中、晚期，虎方的地域仅留有湘水流域(除岳阳地区外)和资水中上游，虎方失去了长江中游的铜矿，从此走向衰落。 

　　虎方都邑原在赣鄱平原，随着楚国春秋中期对赣鄱平原的进攻，虎方将都邑搬到了黄材一带，因为黄材曾是三苗方国的都邑所在地。况且炭河里周边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如：离黄材不远的龙田镇出土的兽首云纹勾内戈和坝塘镇出土的越式鼎)。 

　　黄材一带，包含从黄材沿沩水而下不到5公里的横市在内，古时横市可能延续了黄材的辉煌，春秋中晚期的虎方都邑也有可能在横市。 

　　目前黄材周边发现的越人墓绝大多数是春秋中晚期。横市北与桃江灰山港相邻，灰山港北去十公里就是桃谷山乡，在该乡腰子仑村发现了200多座春秋中晚期越人墓，出土了许多青铜器。 

　　春秋晚期，“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传·哀公四年》)，说明虎方方国于哀公四年(即前491年)被楚国所灭亡。这与考古资料证实楚人是春秋晚期进入今长沙地区的结论相吻合。 

　　公元前491年即楚昭王二十五年，相传楚昭王曾南征，沿湘水而上，过醴陵至江西萍乡。江西省萍乡县“因楚昭王渡江得萍，实于此而名”，现在还留有昭王台等遗迹及有关楚昭王南征至此传说。长沙与湘潭交界段昭山下的湘水中有一个昭潭，《广舆记》谓楚昭王南征至此而得名。【22】 

　　今长沙地区并入楚国版图后，成为了黔中郡的一部分。据清同治《长沙县志》云：“春秋晚期，长沙属楚国黔中郡”【23】。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当今长沙地区属虎方；宁乡黄材一带是虎方方国的都邑所在地。春秋晚期，长沙地区被楚国占领，成为了楚国黔中郡的一部分。 

　　四、历史上的洞庭郡设在黄材一带(当时称“青阳”)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但司马迁并未将三十六郡的名称一一列出，致使后人众说纷纭。到20世纪4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所著的《秦郡新考》与《秦郡界址考》，不但确定了三十六郡的名称，还推测出秦代有四十六郡，并指出各郡的范围，《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秦图就是据此绘制的。然而2002年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中有“洞庭”与“苍梧”之名，专家分析系秦代两郡。这既不见于传世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 

　　其实，洞庭郡始建于战国时期，系楚国所设。据《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云楚“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又《战国策·秦策一》称：“张仪说秦王……秦与荆人战，取洞庭、五渚(渚，或作都)、江南，荆王亡奔走，东伏于陈。”说明战国时期楚国确实存在“洞庭郡”。 

　　战国初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吴起相悼王”之时，即约公元前388年至382年期间。“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说明楚国占领了“蛮越之地”，即湘水中上游和资水中上游，设置了“洞庭郡”和“苍梧郡”。 

　　楚国设置“洞庭”和“苍梧”两郡，洞庭郡应在今洞庭湖边。而苍梧郡据《史记·五帝本纪》：“(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零陵(即今永州)属苍梧。据此分析：楚国应将今长沙地区和益阳地区从黔中郡析分出来，与新征服的资水流域上中游一起，设置了“洞庭郡”。其范围大致包括湘江下游(除岳阳地区外)和整个资水流域。“苍梧郡”大致包括现在湘江中上游流域。 

　　楚洞庭郡治应设在黄材一带。 

　　2001年至2005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对炭河里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城外西周墓葬发掘区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古墓；2006年在与黄材相邻的横市镇茅粟砖厂附近也发现了一个大型战国至西汉古墓群。2009年在沩水中游且离黄材不到20公里的大成桥镇发现了战国中晚期贵族古墓群。这表明在战国时的黄材一带仍然是楚国的重要据地。 

　　战国时期的长沙地区是楚国的重要粮食基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长沙，楚之粟也”。相传楚国在距横市不到10公里的另一个盆地建立了粮食储备基地，粮食可通过流经这个盆地的一条河在横市进入沩水运往楚国的心腹地带，现在这个盆地就叫老粮仓，流经老粮仓直通楚国心腹地带的那条河叫楚江。老粮仓地理位置偏僻，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楚国的粮食储备基地，其原因应是楚洞庭郡的郡治在黄材一带，便于保护。 

　　沩水的最大支流叫乌江，有东、西两源，其中西源出流沙河镇大田方上元团。翻过此处即可进入楚江，顺江而下就是老粮仓。为了保护老粮仓这个粮食储备基地，楚人在今枫木桥乡新风村(原塔山村)驻扎了军队，此地叫扎营坳。这里有一座桥，是通向楚洞庭郡(黄材一带)的主要通道，所以这地方叫洞庭桥，其地名沿用至今。 

　　今长沙市区是长江以南地区发现楚墓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楚洞庭郡治是否在此?《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复雔、庞、长沙”和“竟陵”为楚国产粟和木材的“四邑”。“邑”为“县”的别称。由此可见，今长沙市区是长沙县治，楚洞庭郡治不在此。 

　　《水经注·湘水》“秦灭楚，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也”。说的是公元前223年，秦国灭亡楚国后，设立了长沙郡，郡治就是青阳这个地方。但根据里耶秦简分析，许多专家认为秦代并没有长沙郡。周振鹤先生考证，长沙正式成为县以上的政区名称，是在汉高祖五年徙封吴芮为长沙王的时候。《史记·高祖本纪》“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即今长沙)”，至此才有长沙国设置。此前，《史记·高祖本纪》虽有项羽“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的话，但并不能据之以为汉元年就有长沙郡的证明。司马迁是西汉中期人，以后面的地名说前面的事情，不足为怪。除此之外，并无传世文献证明秦代有长沙郡之建置。直到班固著《汉书》，才在《地理志》“长沙国”下注：“秦郡，帝高祖五年为国”，于是后世误认为秦代有长沙郡。 

　　《史记·秦本纪》记载：前280年(秦昭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前277年(秦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代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说明战国时期楚国有黔中郡和巫郡，后被秦国攻取，合并设置秦黔中郡。 

　　但到了秦代，黔中郡是否存在并无确凿证据肯定，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先生就不认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之中有黔中郡，【24】但他未指出今湘西之地属于何郡。随着里耶秦简的出土，我们知道今湘西在秦代应为洞庭郡地。而秦代洞庭郡的地望，应与战国楚洞庭郡有一定关系，地域范围应有部分重叠。从里耶J(16)5秦简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一句，可知秦代洞庭郡的邻郡有巴郡、南郡与苍梧郡。据此分析：秦国灭楚国后，楚洞庭郡就落入了秦国版图。秦始皇将秦黔中郡与楚洞庭郡合并，以青阳为郡治，设立新的秦洞庭郡。 

　　关于青阳之地名，据史书记载，在战国秦汉时期赫赫有名。有的学者认为青阳即当今长沙市区，有的学者认为“长沙古无‘青阳’之称”，“青阳”具体何在，众说纷纭。其实，青阳之地，不是今日之长沙市区，应是黄材一带。黄材过去就叫“青羊镇”，现在黄材镇还有一个青羊村(古时“羊”与“阳”音相通)。史书记载，宁乡有一座古“青羊山”，又称“青阳山”，距离四羊方尊出土地不到一公里，比沩山还高。【25】三国时(257年)，孙吴析益阳县南部之地置新阳县(今宁乡县)，【26】治所在今横市镇。【27】为什么叫“新阳县”?因为此地原来叫“青阳”，“新阳”即“新的青阳”。 

　　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阳就在黄材一带，春秋时期的虎方都邑也在此，而炭河里古城运用至西周晚期就废弃了，那么此地至少还有一处古城遗址尚未发现。笔者认为：此城最有可能在沩山之下的沩水与楚江交汇所包围的范围内。 

　　春秋时期，虎方面对北方的强邻——楚国，其都邑当然要选建在易守难攻的地方。黄材一带，最适合之处就在上述范围：此地后靠滩山，山高路陡，史书记载：明代以前，(滩山)“危径十里，不通车马，行者必缘石攀树”。【28】前面护城的两水——沩水和楚江，水深河宽。 

　　横市镇茅粟砖厂附近的战国至西汉古墓群距此地仅一河之隔，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有专家推测：“也许这附近还有更多的遗址存在，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1996年，在滩山村金塘组发现了一件商代提梁卣，之前当地村民在此曾挖掘出铜戈、斧等残片，这个古文化遗址于2003年4月被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滩山周边历史传说很多，名胜古迹不少，山下曾经有一个古城市。【29】这是否就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古城，有待考古发现。 

　　《史记·高祖本纪》“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即今长沙)”，《水经注·湘水》云：“汉高祖五年(即公元前202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说明公元前202年西汉设置长沙国，其都邑在今长沙。从此长沙开始取代黄材(青阳)成为湖南地区的政治中心。 

　　综上所述，从战国到秦代，当今长沙地区均属洞庭郡，郡治在黄材一带。黄材一带是战国秦汉时期赫赫有名的“青阳”。 

　　[注释] 

　　【1】罗泌：《路史·蚩尤传》。 

　　【2】《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编注》2008年版，第8页。 

　　【3】《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编注》2008年版，第11页。 

　　【4】转引：万建中i江西境内三苗氏史迹考述》，《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01期。 

　　【5】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9年第7期。 

　　【6】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1984年。 

　　【7】《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编注》2008年版，第26页。 

　　【8】清·陶汝鼐：《沩山游记》，《大沩山古密印寺志》，《湖湘文库》2008年，第189页。 

　　【9】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虎氏·虎方》，中华书局1988年版；岛邦南《殷墟卜辞研究》，第414页。 

　　【10】江鸿(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二期，江鸿系李学勤的笔名。 

　　【11】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2】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6667)。 

　　【13】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4】彭明瀚、陈树详：《试论商王朝对南土方国的战争》。 

　　【15】岛邦南：《殷墟卜辞研究》，第278页。 

　　【16】参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17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7】张长寿：《记新干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27日。 

　　【18】彭适凡《论扬越、干越和于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杰出贡献》，《东南文化》1991年5期。 

　　【19】雷芬：《株洲白关西周晚期越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1999年。 

　　【20】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湘文库》2008年版。第119页。 

　　【21】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湘文库》2008年版，第129页。 

　　【22】清·罗汝怀：《昭潭考》，《湘城访古录·湘城遗事记》，《湖湘文库》2009年版，第233页。 

　　【23】《同治长沙县志·序言》，《湖湘文库》。 

　　【2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秦三十六郡考》。 

　　【25】《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编注》2008年版，第10页。 

　　【26】《康熙志校注·宁乡旧志编注》，2008年版，第22页。 

　　【27】《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编注》，2008年版，第166页。 

　　【28】《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编注》，2008年版，第23页 

　　【29】《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编注》，2008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