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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少华:欲识妙景须登高

时间:   2020-09-07 09:09

——我的西行纪事

廖少华

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渐见“下海潮”了。但大多数人的目光都投向沿海发达地区,这种现象当时被喻为“孔雀东南飞”。其时,我也“蠢蠢欲动”想换一下“巢”。但我换“巢”的目的不是寻求更佳的生活天堂或福地,而是寻找一块更有利于自己从事山水画创作的地方。

我出生在幕阜山区的九岭山下,自幼与群山作伴,即使在学校上课,从窗户伸手出去也可以抚摸到云的尾巴。对大山虽然深爱,久而久之也臆想看看大山外的世界模样。大学毕业时,本已有机会离开大山,但遵父命放弃了在赣南师范学院留校任教的机会,再次回到幕阜山下工作,一晃十年。

十年磨一剑,剑短也可为。我在县文化馆一边从事美术创作与辅导,一边在九江教师进修学校修水分校兼任教学,不时还抽调参加文物普查和文物遗址保护工作的重修设计,因而对黄山谷与陈师曾俩位乡贤的故地多有接触。这十年的摸爬滚打也让我在国、油、版、雕几个不同艺术形式的实践上有了较大的进步。

然而,我在山水画创作上遇到了难题——如何拓宽表现范围?南方人见多了南方的山水,确实有某种烦而腻之的感觉,用董源画潇湘图的笔法表现丘陵山地还有些像模像样,但如果使用荆关的画法便觉得与南方山水实际相去甚远。究其原因是缺少对南北山水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对比与细致的分析。在苦恼中我决定到西北看看。偶尔在《人才天地》杂志上看见青海省人事厅的一则选聘人才的启事,于是我投出了简历。

一、逆流而动西行青海

我很快收到了青海省人事厅的回函,表示欢迎我到高原任教。此前我个人的秘密行动因这个回函而彻底曝光,因为调动必须经过县委、县政府的批准才可办理。我去西北工作的消息不迳而走,领导、同事与亲友诸多善意劝阻无效后,我独自一人于1990810日迈上西行之路。

从赣西北到长沙,经长沙坐火车到郑州,转西安,再由西安购去西宁的火车,遥遥之途用了七天才到达目的地。青海省人事厅领导看见风尘朴朴的我,关心地征求我的意见,我爽快地决定去地处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青海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任教美术。因为既然是为了艺术而登高,就应该登高不止吧。

青海民族师专坐落在海南州府共和县的恰卜恰镇。四面都是草原与沙滩,数十里外可见山体嶙峋的起伏群山。去恰不恰必须经过日月山。路过此山时司机告诉我,大多数内地来的人都会在此逗留一下,拜竭古时进藏路过这里的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当时因思念父母而拿出镜子回望长安,父母曾言此镜在此山上能显长安,结果什么都没有。文成公主气恼地将镜甩在地下后继续走向西藏。司机讲完故事诙谐地问我:“廖老师,您的家比长安远得多,没带镜子吧”?我哧楞了一下笑着回答他:“没有,没有”。

我很快融入藏族同胞的教学、生活环境。校领导多杰太书记、木多校长和各处室负责人以及许多师生都热情关心我,丝毫没有陌生之感。当我带学生在藏族同胞的庄廓或村子写生时,学生会热情地对着藏族群众替我解释:“他不是日本人,是从江西来的老师”。然后向我报以爽朗的笑声。

校办公室主任李成基先生(藏族)郑重地为我取了一个藏名“泽尔尼坎”,汉译为“登攀者”。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他经常激励我学习再学习、登高再登高。泽尔尼坎来高原的目的,就是为了艺术而登高。

二、拜访高原画家边军

在西行青海之前,我给时任青海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的版画家左良先生写了一封信。左良先生很快亲笔回信表示欢迎我去高原工作。到了民族师专后由于教学任务较重,只有周日才有时间去西宁。边军先生当时在《青海日报》工作,除了出差外地几乎天天都在办公室。我去拜访他很方便。

边军的办公室实际上就是工作室,更像是画室。地处报社一楼,光线较暗。虽然面积不算小,但堆放材料颇多。他的画桌边上每次都堆有叠放的近两尺高的画稿。黑乎乎的毛毡,满而混浊的洗笔水,与一大把各种毛笔,让画案略显拥挤。他喜欢吸烟,而且在满室的烟味中夹着酒气(高原寒凉让很多人都好酒),让我这个不吸烟、不沾酒的南方人难以坚持两小时。尽管这样,我仍然不断向他请教许多问题。比如为什么洗笔水不经常换?他很自信而坦率地笑着说:“为什么要经常换啊?这就是一种颜色啊”!我凑近观摩他正在创作的山水,画上那些灰濛濛但又透明的部分,正是这种墨与水的交混,有一定时间沉积后而形成的微妙效果。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位著名的西北画家有不少创作上的奇招。

边军先生有时会看看我的速写本,鼓励我“多画、多看、边动脑筋,坚持下去必有收获”。我想,这句话也正是自己经常向学生所强调的,出自这位可敬师长之口更觉亲切!虽然后来我因高原反应过重(导致多次体检心律不齐)调回南方,但边军先生的嘱咐却从未忘记。

三、致敬高原借山而返

时光荏苒,三年转瞬即逝。我在青海民族师专工作的三年,不仅让我体会到了藏族同胞对工作和事业的热忱追求,也结识了不少师生朋友。感受到了他们对生命的真诚、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于专业上的进步,我窃喜在实践中体悟到一些表现高原山水地理体貌相应技法,以一种近似“厾”的方法作为画山的皴法(见图1、图2),虽然只是初始的探索,但得到相关人士的支持。我的国画业师朱坦先生多次鼓励我坚持下去。《青海日报》《青海青年报》《青海教育》青海《党的生活》《青海潮》《青海群文天地》《西宁晚报》《西藏日报》《江西日报》《江西政协报》《江西科技报》《江西青年报》和《南昌晚报》等媒体,都相继发表过我当时创作于青海高原的山水作品。《江西青年报》还为我特设“高原情”专栏,作品配文字连载整整一年。

北宋郭熙在《山水训》中说得好:“东南之山多奇峭,......纵有深厚者,亦多出地上而出地中。西北之山多浑厚,地高、地厚、水深,山多堆阜盘礴而连延不断于千里之外......,纵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地上也”。这些理论虽然去青海之前已有了解,但真正身临其境才感悟至深。清代龚贤所言“既能识,复能画,则画必有理。理者造化之原,能通造化之原,是人而天,谈何容易也”。三年艰辛但却愉悦的美术教学与创作,为我的艺术生涯打开了另一扇门。尽管所识、所见与所得还很微小,但这个用生命形式体验得来的进步是值得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