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臣

　　我与我岳父的党龄加起来，超过了110年，我常常为此而感到自豪。岳父叫石世山，64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93岁了。去年，他过生日的那天，我们问他：

　　1951年刚刚过了新年，你没有跟家里任何人打招呼，丢下怀有3个月胎儿的妻子、2岁的幼女，还有14岁的妹妹、11岁的弟弟，“雄赳赳、气昂昂”地参加志愿军去了朝鲜，直到6年后的1956年2月才回家探亲。你去当志愿军的时候已经26岁，你怎么这么大了还去当兵呢？你舍得家里这一摊“妇幼孩婴”吗？

　　我们的问话，使老岳父陷入深深的回忆—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我是1924年农历七月初九出生在澄泉村石家院子里。那时候这里属老邵阳县，1952年才改为新邵县笫六区，习惯上叫孙家桥区。

　　你爷爷佃种着爽溪一家地主的40担谷田，我长大后，继续当佃农。你爷爷奶奶体弱多病，“解放”初期相继去世，家中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不久，乡亲们推选我担任村农会主席，替穷人当家作主。

　　可是，美国鬼子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上，大家都恨不得立即去打美国鬼子，保卫胜利果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搞得热火朝天！

　　1951年正月初七，我们孙家桥区在田心坪祠堂里开动员大会，戏台上挂了几面彩旗，各个村争先恐后去夺标，谁夺得了那面最大的彩旗，报名去当志愿军的青年人便要超过其他村。动员会由区里组织部长王勤主持。他一宣布夺标，各村的人一齐冲了上去。结果轰隆一声，戏台的木楼板齐崭崭地垮了下来。幸好参加动员会的人都去夺标或看夺标去了，戏台下没有人，一个受伤的人也没有。

　　初八，各村报名；十三日，报了名的人都到孙家桥区里集合。我是村里的农会主席，带着队伍送到区里去。接兵的同志见我工作很负责，身体又壮实，问我愿不愿意去当志愿军？我说：当然去嘛！便跟着队伍走了。你妈妈根本不知道，还是你大姑姑回来告诉你妈妈的。全区报名参加志愿军的共有500多人，最大的有32岁，我还只有26岁呢！

　　在区里休息一天，晚上看电影《张排长》。第二天，5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下午到达邵阳高庙潭，也就是后来的邵阳市工业街。全体参加体检，有200多人合格，编入44军独立团。整个邵阳是两个营，我们孙家桥区去的人编在二营，组成两个连，七连、八连，在邵阳集训，住在儒林街（后来的红旗路）英国教会开的育婴堂里，指定我当副班长。

　　1951年2月底，一营直接开往朝鲜。我们二营开到广东东莞县后街，我被重新编入44军131师391团一营二连小六0炮班，进行新兵训练、扫盲学文化，一直到年底。在虎门太平镇过新年。后来又开到中山县与保安县接界的地方，海边，参加劳卫制体育训练，我最擅长垫上运动前滚翻。

　　1952年8月，44军与45军合并编为54军，军长丁盛，我被编入134师（师长白斌，政委兰亦农）400团（团长姓李）一营二连，还在炮班，任战斗组长。

　　1952年冬，部队从中山县开往东北，在辽东县青堆子过新年，依然是搞训练。

　　1953年5月3日晚上，秘密过鸭绿江，不准说话不准吸烟不准打手电。过江后，部队驻地叫黄坐山，住在坑道里。

　　6月的一天，我出差在外，指导员孙洪林给我打电话，说：“你的入党申请已经批准了，你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当时在朝鲜，党组织生活是半秘密性的，去参加党的活动都是单独通知的，其他人不知道你干什么去了。我是一个佃农，如今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志愿军战士，整个地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浑身充满了力量，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

　　入党后，上级任命我当10班副班长。

　　就在这个月，部队往三八线进发，又宣布我为排长的第二代理人。在战场上，随时要准备牺牲。如果排长牺牲了，第一代理人顶上去指挥；第一代理人牺牲了，第二代理人立即顶上去。那天晚上，我正在放哨，忽然听见“呼呼呼”“哗哗哗”直响，我冲到高处一望，只见白花花的水浪滚滚冲来，我赶快通知部队转移。后来才知道，是美国鬼子趁天黑炸毁了一座水库。这座水库水面有25华里长，炸开后，淹死了2万多人，基本上是黎民百姓。兄弟部队有一个班的战友全部被淹没在坑道里。美国鬼子真可恨！那么老远跑到朝鲜来杀人！战友的纷纷表决心：打败美国野心狼！

　　大水消退以后，我们部队奉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抢修铁路，一部分抢修水库。

　　接着往三八线开拔，白天上山，黑夜赶路。吃饭是生水拌压缩饼干。天下雨了，两人一个组合，一块油布扎在树上挡雨水，一块油布铺在地上当席子，将被子折过来，一边垫着，一边盖着。

　　我们54军隶属20兵团，兵团司令员是杨成武、杨勇，副司令员是王平。辖三个师：134、135、130，担负上甘岭东线作战。我们134师是预备师，只待部队突破三八线，立即穿插攻入南朝鲜。每个人都在内衣口袋上缝了一块上了蜡的白布，写上姓名、籍贯、部队番号、职务、政治面貌，如果牺牲了就是身份证明，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便是通行证，不管碰上志愿军还是朝鲜人民军，都承认你、收留你、帮助你。

　　上级命令：7月27日晚上10点进攻，突破三八线！我们7月20日进战壕，在战壕里抱着枪猫了7天。7月27日晚上，全部进入战斗状态。9点50分，大家摩拳擦掌：

　　只差10分钟就要攻破三八线了！！

　　突然来了命令：停止进攻，原地待命。……

　　原来，7月19日，板门店双方谈判代表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7月27日，停火协定签字，朝鲜战争结束。

　　7月27日晚上，我们仍然呆在战壕里。第二天搬到小油店，在十字架山打坑道、盖房子，随时警惕美国鬼子卷土重来。

　　我们二连号称“穿山第一连”。我挥动12磅的大铁锤打石头，一不小心，左眼被飞起的小石块击伤，当时不能及时做手术，以致到了80多岁，严重影响到右眼视力，不得不换成假眼球。我没有继续参加打山洞了，调到团里参加文艺宣传队，表演体育节目。

　　1953年11月，部队撤到东海岸原来朝鲜人民军驻扎的地方，并在这里过了年，我依然是10班副班长。到1954年8月，我调到一连二营三排9班当班长。到这个班的第三天，参加全连实弹比赛，每个人9发子弹，正副班长打冲锋枪，全班战士都是优秀，而我却打了个“烧饼”！指导员孙洪林说，石班长刚从炮兵班下来，眼睛又受了伤。他不计算成绩，也不影响全班成绩。结果，9班被评为“射击比赛红旗班”。

　　1955年4月，我提升为三排副排长，8月到一排当排长。部队转到西海岸宜川马山，是一个海岛，正在天津对面。

　　我抓训练相当严格。搞战术防御练习时，军政委谢家祥（军长是丁盛）亲临现场观看，对我的指挥非常满意，军部通报表扬我“指挥有方”，师部奖励我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

　　1956年开始搞营房建设。

　　老婆来信说，与你一起当兵进朝鲜的人都退伍回来了，当了干部的也回来探亲了。你去了6年了也不回来看看，是不是当了军官变了心，不要家里了？这封信被连长毕万志看到了，他对我说：“我也要回去结婚了，我们一起请探亲假吧！”这是我第一次回家探亲。我赴朝时，大女儿不到3岁，二女儿还怀在肚子里。这次回到家里，两个小孩都不认识我。

　　1958年2月19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年内全部撤出朝鲜的联合声明。

　　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

　　3月15日，首批志愿军官兵动身回国。

　　10月22日，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政委王平上将等率领下启程返国。

　　10月26日，志愿军总部公报：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

　　我是1958年5月从朝鲜撤回国的。回国后直接开往青海民和县编入平叛部队。

　　西藏平叛

　　1956年至1961年，政教合一的藏族上层集团发动血腥的武装叛乱，最后被人民解放军和汉藏群众以艰苦的战斗平息。当时的参叛者包括受蒙蔽和被裹胁的众多藏族群众和喇嘛，其骨干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印当局训练的康巴叛匪和藏军，并利用美国空投武器和特殊地形进行了长期“游击战”。解放军投入的兵力是第54军及兰州军区第11师和原驻藏6个团,最多时不过6万人。解放军在交通极其不便、人烟稀少的雪域高原经过5年的艰苦平叛，至1961年底便彻底消灭了叛匪，并由此获得了高原作战中使用各类武器的特殊经验。

　　岳父回忆说：

　　54军从朝鲜撤回国后，立即参加“平叛”。我随134师400团直接开赴青海省民和县，步兵全部改为骑兵。休息了几天，便过黄河，翻越巴颜克拉山，达到四川玉树。在玉树称多县，与叛匪第一次交火。

　　当时，我们部队去夹击一股叛匪。营长带领三连、一连从左边抄过去，我带自己这个排（实际只有13个人）从右边包抄过去，对敌形成钳制态势。走到一片青稞地时，突然冒出几十个叛匪，穿着红色喇嘛衣，手举几尺长的砍刀，嗷嗷乱叫着砍杀过来。我大喝一声“打”！两挺机枪十几支冲锋枪一齐开火！前面的叛匪打倒了，后边的发疯似的冲上来。我们三班长正在换弹夹，三个叛匪一阵风冲到跟前，三把长砍刀一齐砍向他的脑门，他一拍弹头猛扣扳机，顶着叛匪肚皮横扫过去。……

　　这次战斗，我们排集体荣立二等功，授予我个人三等功。

　　那些拿长刀的叛匪号称“敢死队”，目的是要阻挡、延缓平叛部队前进。我们的战士都训练有素，骑在马上可以打轻机枪。有一次，一伙叛匪隔着悬崖在对面山头上对着我们乱喊乱叫，欺侮我们过不去，对他们没办法。我一看地形，下达作战命令：一挺机枪打远射，另外三挺机枪将叛匪前头路面封住，不要让他们跑了！枪声一响，匪徒们措手不及，像石头一样从山头上滚下来。我命令一个班滚坡下山，摸上对面山头。战斗很快结束，缴了十几支枪，那些惊魂未定的匪徒全部被俘。青海军区司令部、西藏平叛前线指挥部命名我们这个排为“机智勇敢战斗排”，授予一面大锦旗。

　　土司头人胁迫煽动的从叛人员分为四大类：藏族群众、武装喇嘛、藏军、康巴叛匪。前两类人数虽多却基本属于乌合之众，最凶悍的是康巴叛匪。这伙人单兵作战能力很强，使用的美制M1半自动步枪，优于我军制式武器；他们野外生存能力强，随身携带高热量的糌粑酥油可维持一个月食用，而解放军携带的行军粮食只能维持一星期；叛匪在野外蒙上皮衣即可睡眠；他们经常打猎，枪法准；子弹打完后用皮带夹石子投射也能伤人；还擅长腰刀格斗。

　　当时解放军干部多数是战争年代出身，54军直接从朝鲜战场下来，作战经验丰富，组织协同能力很强。这些都是打胜仗的关键条件。

　　青海玉树地区是大山区，号称八百里原始森林。古木参天，大得出奇，遇到下雨，一个班站在一棵树下，湿不了衣服。宿营时，挖了一米多深，全是腐叶不见土。我们追击匪徒进入原始森林多少天也出不来。叛匪利用有利地形与解放军周旋。他在暗处，到处可藏身；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枪林弹雨中，我们随时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我侦察敌情，从石头后刚一探头，子弹“嗖”的一声把帽子打飞了，如果子弹稍下一公分，人就报销了。还有一次，我从掩体内探头观察敌情，子弹唰地从侧面打来，通讯员大叫：“危险！”，跃身将我扑倒！他救了我，而自己则长眠在这块土地上了。还有一次追击一股叛匪，眼看叛匪就要逃进狭谷，我催马前冲，猛追了好几公里，地形越来越险要，一看连队没跟上来，立马回撤，差点丢掉性命。团首长狠狠地批评我：不怕死，可以！单枪匹马蛮干，不行！！

　　1958年底，部队回到民和县过新年。1959年3月8日，我老婆抱着2岁多的孩子与我弟弟来部队探亲。14日，国防部急电：134师进藏，快快快……。写了十几个快字。我对老婆说，你们赶快回去！我们要进西藏打仗了！16日，我们400团一连随先遣部队先走；20日，我们排的四个班随大部队走，22日赶到拉萨。平时编制一个排是三个班，到西藏时加了一个藏兵班。

　　当时，达赖集团利用布达拉宫有利地形，火力从上往下压，企图控制宫下方的西藏军区。军区被迫放了3炮。20日，先遣部队与他们一交火，达赖集团溃不成军，带了2万多人跑了。当时，达赖24岁。本来，我们团是要直插尼泊尔堵住他们逃跑的，谁知他们跑得这么快。

　　毛主席对达赖是很宽容的。说了：“只要把五星红旗插到拉萨，你们的制度可以不改。”那时候就提出“一国二制”了。后来达赖叛变了，我们解放一个地方，就建立一个地方的人民政府，民主改革一个地方。最后一仗是1960年，在边巴地区唐古拉山下，副师长韩枫（记者出身,有点口吃）受了伤。师部设在林孜地区。西藏军区司令员是张国华，进藏时是18军年轻军长；工委书记张经武，政委谭冠三。

　　1960年12月，我调到教导队当区队长。师里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带二个兵一个卫生员，军区给一台车，到山南地区把埋葬在那里的烈士遣体收殓起来，建好陵园，造好名册，刻好碑，整整三个月。有些战土的遗体还完好，大多数只遗下骨架了。我一边收殓，一边流泪：都是我们的好战友啊，好小伙子啊，你们没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岗位上流汗，却将最后一滴血洒在雪域高原上！

　　我完成了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之后回到四川大竹县部队里，团政委对我说：到八连当指导员去吧！我说，我当不了。他说，要你当官也不干？干不了找我！

　　1962年干了一年，团里往上报要提我当营职干部，报了两次，年龄大了，38岁了，批不了。1963年3月我回家休假一个月。回部队后，团长说：“团里想留下你，但你情况特殊，只能转业了。”部队派人到新邵县，把我转业的单位和工作落实后，才让我离开部队。离队前，部队首长为我一个人开了欢送会。团首长敬酒，我喝了38年来第一杯酒，醉了一个晚上。

　　初心不改

　　岳父退休已经30多年了，如今四世同堂，依然留恋着乡下老家那栋再普通不过的砖瓦房。一年四季，种菜满圃，饲鸡满院，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子孙们逢年过节回家团聚的天伦之乐及不时的电话问候。更让人惊异的是，他思维敏捷，记忆超常。常常戴上眼镜，拿着放大镜，读书阅报。电视里的新闻联播、战斗故事片，轻易不落。几十年前经历的事，侃侃道来，时间地点人物，如数家珍，犹在昨天。

　　岳父常常对我们说，我们家是靠共产党、毛主席翻身得解放的，永远不能忘记共产党和毛主席。他的子女及孙辈中有共产党员近20人，先后有10余人分别走上厅、处级及科级领导岗位。他时时要求大家“大爱忠于国、中爱德于邻、小爱孝于家”，更以自己的行为作表率，要求亲属和子女努力奋斗，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人。

　　1963年5月，岳父从部队转业回到新邵县，先分配在县粮食局任副局长，后调到坪上区粮站当党总支书记兼主任。他把部队的战斗作风带到了地方。

　　1967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他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岳父不理睬他们那一套，依然下乡到坪上公社杨桥大队蹲点。这个村原先粮食严重不足，每年过了春节就盼政府的返销粮过日子。他带领乡亲们“学大寨”“跨纲要”，大搞生产，与生产队的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当年粮食就大丰收，除交公粮外，社员分的粮食吃到第二年接新谷还有余粮。“造反派”说他只抓生产不抓革命，给他扣上“用生产压革命”的“还在走的走资派”大帽子。岳父怒火中烧，对“造反派”说：抓生产搞错了？我们管粮食的不抓生产，粮食从哪里来？让老百姓喝西北风吗？我不革命？老子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的时候，你们还在穿开裆裤！于是，有人说他“顽固不化”“死不改悔”，要开除他的党籍，要戴高帽子批斗。另外一些人说：你敢去给他戴高帽子么？不打死你才怪呢！有一晚上，他从蹲点的生产队回粮站“接受革命群众批斗”后，凌晨2点钟了，忽然听到围墙外有异常声音，顿时警觉起来，大喝一声：谁？放哨的民兵立即把枪递给他。他一拉枪栓：老子开枪了！一伙黑影撒腿便跑了！坪上是军事重地，驻有部队，区里和公社都有武装民兵。当时是“文攻武卫”时期，曾经有人窜到坪上区武装部去抢枪，将武装部长钟庆华绑起往死里打，钟部长就是被打死也闭口不说出藏枪的地方，终于使这伙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区粮站是重点保卫单位，配备了枪支弹药。这天晚上窜来的那一伙人，一把石灰撒向站岗的民兵，冲进粮站企图抢枪抢粮，谁知碰到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还在走的走资派”站长石世山，吓得屁滚尿流。岳父立即往部队几个哨所打电话，说刚才有一伙人冲击粮站，是不是冲击了部队？哨所回答说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岳父才放心休息。从此粮站再也不批斗这个“还在走的走资派”了，希望他白天下乡晚上一定要回粮站睡：只要你在粮站，我们就不害怕了！

　　1970年9月，“三线”铁路湘黔线开工修建。

　　新邵县委常委、工业办主任周继达任湘黔铁路新邵段指挥长，他把我岳父从粮食系统抽调去新邵指挥部任参谋长。从此，岳父离开了事业单位跨进了工业行列。

　　湘黔铁路建设是1970年8月在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的批示开展的一场军民联合大会战。

　　湘黔铁路横跨湘黔两省，途经22个县市，线路全长902公里，东起湖南株洲，西至贵州贵定。铁道部和有关铁路局调集了9万多人的设计施工队伍，湘黔两省动员了80多万民兵参加会战。会战的民兵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设置，一切行动军事化。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参战的民兵们在条件差、待遇低（回生产队记工分）的工作环境下，顶烈日、冒酷暑、战风雪、斗淫雨，肩挑、背扛、手拉，以昂扬的斗志、奋进的作风、朴实的干劲，历时两年，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于1972年10月13日通车，为共和国的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邵县的民兵首先在冷水江修火车站，半年后转战芷江飞机坪至芷江县城一线，这里是山区，许多地方要打山洞，采用三班制日夜不停工。每天时至深夜，岳父还在工地上检查质量，白天照常到工地去督战。二年后，湘黔铁路修好了，他又转战城步修建公路，直到1973年初才回新邵县城。

　　回县城不到3个月，县委把他安排到新邵水泥厂工作。水泥厂当时是县革委副主任、“新邵工联”“司令”的据点，已经到了三月份，没有一点生产迹象，工人们或打牌，或回家种菜、带孩子。岳父问他们为什么不生产？回答说，“司令”讲了，要闹革命。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上去了。父亲说，你们连班都不上，闹的什么革命？生产能上去吗？天上会掉金子吗？他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找技术员制订生产规划。对于一些不去上班的人，干脆让他们回家去。厂里人手不够就到当地农村去请“贫协”（贫下中农协会）动员农民来帮忙。当地农民对工厂不生产本来很不满，何况岳父建国初期当过农会主席，又是抗美援朝的，与“贫协”主席一谈，非常支持厂里的工作。说，你要多少人就给多少人。这些来到工厂的“贫下中农”们在技术人员的带领下，干得热火朝天。那些不上班的人坐不住了。说，那个“硬石头”喊贫下中农进驻工厂了！再不去上班饭碗要被“硬石头”砸烂了！争先恐后来上班。年底，这个连年亏损的企业出现了盈利，秩序稳定，生产蒸蒸日上。“石老硬”这个雅号在县机关闻了名。

　　两年后，1975年8月，县委又来了指令：把“石老硬”调到冶炼厂去。

　　新邵冶炼厂那时真是个烂摊子。冶炼技术落后，产量不高，年年亏损，还自我安慰：年亏损10万元以内为政策性正常亏损！

　　“办工厂，亏损了还符合政策呢！乱弹琴！”

　　到新邵冶炼厂上任的当天晚上，有个叫周德安的技术员找上门来，说他是浙江人，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文化大革命”中分来新邵铁厂，后调来新邵冶炼厂，但一直把他作为普通工人使用。那天晚上他与岳父长谈几个小时，把自己对工厂建设的看法、建议系统地说了。岳父一听，这是个知识分子啊！办工厂没有这些有主见很内行的技术人员怎么行？当即让他负责冶炼技术工作。周德安与我岳父一起下车间调查研究，征求工人们的意见。大家认为，要想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必需改造锅炉。我岳父便要周德安大胆设计、制作图纸，他自己亲临现场指挥，关键时刻二、三天都不离开车间。半年后，锅炉改造成功，冶炼产量成倍增长，还提炼出了黄金，炼出了全国质量最好的锑，远销西欧。产值由每年亏损十几万元到盈利20多万元，以后直线上升。

　　正当冶炼厂搞得红红火火时，1979年3月，县里又决定让我岳父去离县城几十公里、位于深山老林的龙山锑矿担任工作组长。当时，我父亲已经55岁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工作都是上级组织统一安排的，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这是铁律。像岳父这样从部队转业的老共产党员，更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从来不提个人要求的。

　　他服从命令，带着行李来到了龙山锑矿。

　　当时的龙山锑矿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所有车间、矿井都在停工，整个矿山没有一点生气。

　　岳父问：为什么不生产？

　　得到的回答令人哭笑不得：

　　没工具。

　　没有什么工具？

　　斧头。

　　为什么不去买呢？

　　没有钱。

　　要多少钱一把？

　　30元。

　　一个偌大的矿山，竟拿不出买斧子的30元钱，而缺一把斧子就让整个矿山停产。不是现场碰到，谁敢相信啊！真所谓“不可思议”啊！

　　岳父当即从口袋里掏出钱交给工人：快去买斧子！

　　生产慢慢搞起来了。

　　真正的原因是矿山两派斗争依然激烈。工人呢，也分为正式工、外包工、租用工、临时工、合同工、家属工等等好几种类型，十分复杂。岳父首先整顿领导班子，然后整顿工人结构，精简为正式工和合同工两种成份，将原来的结构全部打乱，重新组合。这么一整顿，两派也闹不成了！他又深入矿井实地考察，几纵几横的坑道都走遍，了解矿砂中的含金率、含锑率。然后一边探矿一边开发。

　　县里见他把龙山锑矿整顿得很好，这年10月，便正式决定要他留下来当书记兼矿长。龙山锑矿后来收归湖南省黄金公司管理。岳父到了退休年龄后，省黄金公司又让父亲留下继续干。岳父说，我留下来，会影响新班子的积极性。只干了一年就主动回家休息了。

　　岳父从部队转业回地方时，工资比地方同级干部要高些。县里几次调工资，认为他应当上调一级了，他每次都把自己的名字划掉。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即将退休时，省黄金公司见他“二十年不变”地一直拿着转业时定的工资标准，便给他加了一级工资才让他退休。

　　如今,包含龙山锑矿和新邵冶炼厂在内的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新邵县的纳税大户。龙山锑矿现在所开采的矿都是当年探到的。企业改制后，职工每投资一万元，可分回红利几十万元。岳父却一分钱也不投资，一分钱红利也不分。

　　他退休回家后，一点也闲不住。他的家乡是个小山村。过去，村民用水是到小溪里去挑。岳父回乡后，和村民一起找水源，出钱资助村里买水管、修水池，把山泉水接到家家户户。从此，村民像城里人一样，有了“自来水”饮用。

　　平时，岳父轻意不向子女提要求，为了村里的事，却一再向子女们下“指示”。

　　村里搞道路硬化，他动员子女兄妹主动出资，一个一个抓落实。有一次，他说，我们澄泉村太穷了，你们实事求是地向县里反映一下，将我们村作为县里的扶贫点扶一下。县里有关部门联合派来了扶贫工作组，对村里的建设给予了帮助。水井修好了，道路硬化了，路灯通亮了，“像城里一样”。

　　岳父对村里的教育很关心，村里的“澄泉小学”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他当村农会主席时开办的，60多年了，情感与日愈增。多次要求子女请体育部门帮忙提供体育设备。省体育局先后两次下拨体育健身器材，包括篮球架、乒乓球台、“健康路径”，大大小小几十件。

 

　　（作者周克臣系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省体育局原副巡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