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良

一

    2005年秋天，我在日本九州游学，期间到福岡拜访了九州大学教授竹村则行。竹村兄是日本第一流的汉学家，我们在书香氤氲的竹斋品茗纵谈，因其夫人周龙梅女史美慧贤淑，记得当时我曾书赠一联云：立身如竹，相伴有梅。竹村兄莞尔受之，回赐他整理出版的中国清代小说《说倭传》，嘱我到马关春帆楼一游。

    马关也称下关，在本州岛的最南端，春帆楼乃一两层木制小楼，其门前竖一长条形木牌，上书“日清讲和纪念馆”，素雅简明，居高临下，面朝波涛汹涌的大海。此间原本是座小旅馆，风景秀丽而已，为什么选择在这里作为中日和谈的场所，可能还是别有一番深意。据说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就是马关所属的山口县人，于河豚情有独钟，得志后经常光顾春帆楼大快朶颐，因他别号春亩，故将此楼取名春帆。这里不仅有闻名遐迩的河豚宴，而且远眺波光粼粼的关门海峡，当年日本军舰冒着黑烟往来于海面，也许这正是要让中国代表看到的场景，它不仅显示了伊藤个人的胜利，更可以炫耀日本海军的军威。

    旅店正门左侧，有一条小路，路口有指示牌，上书“李鸿章道”四字。1895年甲午战败后，3月19日，全权大臣李鸿章偕其子李经方、美籍顾问科士达等及随员抵达马关，次日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内阁总理）、陆奥宗光（外务大臣）开始谈判。李伊会晤是两个东方俾斯麦的相会，他们都被称为如德国俾斯麦铁血首相的人物，但无疑在当时世界，李鸿章的名声要响亮许多。可惜及至甲午一战，谁是真正的东方卑斯麦已经有了分晓。据《中国历史秘闻轶事》载文，在第三次会议结束后，李鸿章从春帆楼乘轿返回下榻处，途中遇日本“愤青”枪击，弹中左颊。李鸿章遇刺后，表现得很镇定，当他苏醒过来，看着浸满鲜血的血衣，立即嘱咐随员将血衣保存好，不要洗掉血迹，并感慨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李鸿章去日本马关谈判前，日本已完全破译了清政府的密码，而李鸿章却全然不知，谈判期间，李鸿章一直跟清廷保持着电讯联系，而联系的内容完全被日方掌握，所以，日方对清廷允许的谈判底线了如指掌。于是大胆放心地制定谈判策略，逼迫李鸿章就范，最终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丧权辱国、割占中国领土台湾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签订当年，日本全国财政收入为1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却合3亿日元。中国方面的统计，则为2亿两的赔款、3000万两的“赎辽费”，还有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战后3年间日本就实际得到2.315亿两白银，合3.4725亿日元，大大超过1896至1898年3年间日本全国税收26890万日元的总和。可见，《马关条约》使日本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并借此不义巨金进一步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
    从正门步入会所，正中间是宽大而陈设简单的谈判会场。现在已用落地玻璃罩了起来，参观者只能透过玻璃罩，观看里面的摆设：一张长形大桌，将谈判者划分两个阵线。桌子一侧为清政府代表，有一把软靠椅和若干硬靠椅。软靠椅是李鸿章的专座，硬靠椅则为其余人员的座位。桌子另一侧，为两把软靠椅及若干硬靠椅，自然是日本方面的座位。每张椅子旁，都立有木板，上书当年某某人之座及其官衔、品级和谈判的身份。
　　春帆楼前的那块石碑，就得意洋洋地刻写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就是在这里，签署了《马关条约》。“使行人至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日本从此走向富强，中国从此走向衰落。

二

    《说倭传》是一部记述甲午战争全过程的小说,全书三十三回,起于朝鲜东学党之乱,迄于台湾军民拒日侵占斗争,其中重点描述了令人难以释怀的马关春帆楼会议。其背景当然是那段用血泪写成、用屈辱风干的历史。

    日本明治天皇即位时，就狂傲地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还制订了所谓“大陆政策”，为夺占朝鲜和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作了长期的准备。1894年（光绪二十年），趁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出兵侵占了朝鲜。应朝鲜之请，清廷亦出兵朝鲜。6月23日，日本军舰在朝鲜半岛海域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中日战争爆发，史称“甲午战争”。让大清帝国始料不及的是，清军一触即溃、节节败退，而日军挥师猛进。8月17日平壤失陷。18日黄海大海战，北洋水师惨遭巨创。9月下旬，日第一军渡过鸭绿江，攻入中国东北；同时日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攻陷旅顺。此后日军又接连踏破东北数城。数月之间，清军海上、陆上皆一败涂地，李鸿章的淮军更是被打得七零八落。清政府无可奈何，企图重温“中兴名臣名将”的旧梦，起用声名赫赫的老牌湘军挽回颓势。然而时过境迁，湘军早已不是咸同年间的劲师悍旅，敌方也非复大刀长矛的太平军，在近代化武装的日军的坚船利炮面前，才六天，湘军就被打得脾气全无。一战牛庄，二战营口，三战田庄台，兵败将逃，舰毁人亡，邸报飞传，朝野惊恐。一个面积不及中国三十分之一、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的岛国，竟然将秦汉威仪唐宋风流康乾盛世的光环剥离得粉碎！清政府被迫求和，于是有了春帆楼之辱，甲午战争最后以中国割地赔款而结束。

    丧师失地，继之以城下之盟，奇耻大辱使全国民众愤慨痛心。当时谭嗣同就长歌当哭：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溟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而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联合十八省举子一千二百多人聚会，强烈抗议，慷慨陈词，公车上书，史无前例，朝野震动。这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

    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闇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持 “谴责”之旨，驭“讲史”之体，《说倭传》于是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然而，《说倭传》是一部十足的奇书。

    这部书是日本友人竹村则行先生数年前在广州旧书肆购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铅字排印本，每页十行，每行纵二十九字，署名“兴全洪子弍撰辑”。这部小说过去仅见存于个别书目，从未单行出版，故亦未有人作过专门研究。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说“兴全洪子弍”即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之子”，然而证据阙如。按洪仁玕(1821—1864) ，广东花县(今花县东北)人，洪秀全族弟。自幼受儒家教育，屡试不中，曾任塾师。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他首先加入，并在广东清远发展教徒。金田起义后，曾应召去广西，因未追及起义队伍，遂折回广东。由于清政府迫害，1852年逃亡香港，结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韩根据其口述材料，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洪秀全和拜上帝教的早期活动。1854年，由香港至上海。拟去天京，未遂。入墨海书院学习天文、历算。同年冬，又回香港入伦敦布道会，任宣教师四年，悉心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1858年再次离港北上，于次年4月辗转至天京。洪秀全破格封他为干王，总理朝政。针对太平天国时弊，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写出《资政新篇》，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天王批准，公开颁布。但未能实施。1860年，与李秀成、陈玉成等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彻底摧毁了江南大营。1864年7月天京沦陷，他即在浙江湖州护送幼主入江西寻李世贤部，以图恢复。10月，在江西石城被俘。他宁死不屈，在自述中痛斥“妖(清朝)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的罪行。11月，在南昌就义。洪仁玕是一个传奇人物，也是太平天国的大知识分子，有思想，有著作，亦有西方背景。史籍上没有洪仁玕子女的记载，小说作者显系托名。让读者产生“有其人也，有其著也”的感觉。其时太平天国失败已约二十年，经过甲午战争，国人痛定思痛，对太平天国中人自然产生了理解和同情。这种心情尤以两广人为甚。这时将小说闪烁含糊地署名“兴全洪子弍撰辑”，无疑增强了吸引力。

    竹村兄研读《说倭传》后，发现其中第十九回至第二十一回与小说的体裁、文笔大异其趣，伊藤与李鸿章大段问答几乎是全文载录了《中日议和纪略》。这份史料是中方整理的,原应藏于清廷。竹村于是赴北京中央档案馆查检，却不见其收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第二千九百九十三号史料题为《呈递钦差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往来照会及问答节略咨文》题下注云：“又与伊藤五次会议问答节略共订为一本 ，内多辩论紧要语。”而关于这一“问答节略”, 史料中附记则赫然称“原阙”, 亦即当年李鸿章的呈文并未在档案中保存下来。竹村大诧, 又折返东京辗转寻觅, 发现清廷所失官简却存于日本内阁文库(即国立公文书馆)。果如所料, 其中“辩论紧要语”竟然完全出现在小说《说倭传》中。

    醉心中国文史且对中国人民一贯友好的竹村则行先生立即感觉到了《说倭传》的分量, 为避免文献湮灭, 他以一己之力影印了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光绪二十三年版《说倭传》，后附影印日本内阁文库《中日议和纪略》。这就是现在我手中的日本花书院本《说倭传》。

    耐人寻味的是, 这份重要的春帆楼官简怎么会从皇家档案中消失, 两年后竟然会混入小说《说倭传》中?作者“洪兴全”究竟是什么人?后来为什么又会流入日本内阁文库?三者之间是按什么线路传递的呢?

四

    早几年,上海复旦大学骆玉明先生访日后对此发表看法。他说:“反映马关和谈艰难过程和李鸿章顽强姿态的《中日和谈纪略》很快流播外界, 恐怕与李鸿章本人的某种考虑有关——至少是他那一派人的有意行为。而《说倭传》的作者‘洪兴全’虽不知为何许人, 但小说的立场, 除了表达甲午战争后国内日益高涨的爱国激情, 也有为李鸿章辩护的意图,他多少应与李鸿章一派人有些关系。” 骆说虽无据，但在情理之中。马关签约后, 全国上下一片反对, 朝廷内很多人借此弹劾李鸿章, 致使他告假养疴。这份李鸿章授意整理的纪略可能根本就没有传递给上级,可能是李鸿章本人出于某种考虑未交, 也可能是他的对立面拖扣没有上呈, 就像当时千余名孝廉上书“宜战不宜和”, 结果被裕寿田扣压一样。晚清朝廷多有这样的荒唐事, 早于此的李秀成自述, 面对朝廷追索，曾国藩不就一拖再拖, 一删再删, 最后隐瞒过半篇幅, 呈上一个面目全非的整理稿了事吗? 如果原件根本没有呈交, 那么条约签订两年后, 只有李鸿章集团中人手中才有此材料。材料应该是先经过“洪”手, 有意漏给民间, 后流入日本内阁文库的。作者在《说倭传·序》中曾闪烁其词地说: “种种实事, 若尽将其详而便载之, 则国人必以我受敌人之贿, 以扬中国之耻。若明知其实, 竟舍而不登, 则人或以我为畏官吏之势而效金人之缄口。呜呼, 然则创说之实不亦戛戛乎其难之矣!”《中日和谈纪略》应该就是“尽将其详而便载之”的大实之事。

    由李鸿章出面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一份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作为朝廷的替罪羊，“以一身为万矢之的, 几于身无完肤, 人皆欲杀”（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在这样的背景下, 抛出这份秘档, 让国人知道李鸿章是如何衰年出使, 竭其所能, 步步为营, 顽强辩论, 当然也就无异替李作了洗刷和辩解。如第十九回记述二月十五日午后二点半钟谈判开始, 日方读完“停战节略”后, 李即发问:

    李云: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竟欲占据?

    伊云:凡议停战,两国应均沾利益。华军以停战为有益,故我军应据此三处为质。

    李云：驻扎此三处的中国士兵很多，日军占据后他们到哪里去？
    伊云：随便去哪里，只须划定两军界限即可。
    李云：天津的官员怎么办？
    伊云：这个问题以后再谈。此议案你能照办吗？
    李云：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不能不谈。天津是通商口岸，日本也要占领么？
    伊云：可暂时归日本管理。
    李云:所据不久,三处何必让出?且三处皆系险要之地,若停战期满,议和不成,日军先已据此,岂非反客为主?

    伊云:停战期满,和议已成,当即退出。

    李云:中日系兄弟之邦,所开停战条款,未免陵逼太甚!

    日方的停战要求竟是如此苛刻，要求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的清军全部向日军缴械，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日本军务官管理，且停战期间日本一切军费由中国承担。这些条件无疑显示日本仍在考虑军事、谈判双管齐下的方针，在战场上并不愿意停手，欲将北京置于日军的监视之下，然后再从容地商讨城下之盟。应该说, 李盯住了要害, 还是很有见地的。李鸿章在会谈上没有对日本先抵押三地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会谈结束后，双方同意三天后再谈。李鸿章回到住所，立即给总理衙门发去电报，表示日本以三地为抵押的要求坚决不能答应，并叮嘱要在大沽、天津、山海关一带严加戒备。总理衙门复电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而中方密电码，早为日方侦破，由此，马关会谈大局已定。对于李鸿章在和谈中的功过, 第十九回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李云:去岁满朝言路屡次参我,谓我与日本伊藤首相交好,所参甚是。今与尔议和立约,岂非交好之明证?

    伊云:时势彼等不知,故参中堂。现在光景,彼已明白,必深悔当日所参之非。

    李云:如此狠凶条款,签押又必受骂,奈何!

    伊云:任彼胡说,如此重任彼亦担当不起。中国惟中堂一人能担此任。

    李云:事后又将群起攻我。

    伊云:说便宜话的人到处皆有,我之境地亦然。

    平心而论,这样的对话于谈判情节无关紧要, 所以放进纪略并纳入小说, 当然意在辩解。在第二十一回中, 作者甚至还以貌似客观的口气说: “按中堂订立此约, 苦心孤诣, 本系无可奈何之事, 国人不谅苦衷, 交章弹劾。”这是作者的观点，借说书人之口道出, 当然也可视为小说的意图。这样,  “洪兴全”不顾小说的体裁、风格, 硬是将《中日和谈纪略》全文公开在《说倭传》中, 借以反映马关谈判的艰难过程和李鸿章的顽强姿态, 用心可谓良苦矣!

    此外,《说倭传》生动具体地反映出在和谈中日方的盛气凌人之态, 中方的无奈与尴尬之举。例如, 日方要中国让出台湾:
    李云: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云:此系彼此定约商让之事,不论兵力到否。
    李云:我不肯让,又将如何?
    伊云: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
　　……
    李云: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云: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李云: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云: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李云:索债太狠,虽和不诚!
　　这当然是一场城下之盟, 双方的实力背景悬殊: 清兵一败再败,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日军登陆攻占辽东及山东半岛且随时可能长驱入京。俗话说“弱国无外交”, 这一场谈判要“不辱”实在是不可能的。至少,人们可以想, 换了别人去谈,结果又岂能更好一些?就算是在这样悬殊的背景下，按之古今中外，像伊藤这样骄横凶狠, 一味索逼土地钱款, 寸分不让, 真是要怎么做就有什么样的歪道理,也是极其罕有的, 活脱脱强盗逻辑, 于斯极矣! 难怪老迈的李鸿章再三叹息“太狠”、“口紧手辣”、“逼人太甚”了。据说次年，李鸿章受邀访问欧美，从美国归国途径日本横滨换乘轮船，他坚决不踏日本土地一步，让人在两船间搭设木板，以垂老之躯，从海上换轮而去。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恨绵绵无穷期。

    《说倭传》也从侧面真实反映了清王朝官场的衰弊和日本经变法后的强盛。中日第一次会谈时主要官员曾彼此相问年岁, 当时中方李鸿章已七十三岁,而日方首相伊藤五十五岁, 外相陆奥五十二岁。 李鸿章为缓和气氛, 提到十年前两人的会见, 尽力表现出恢宏的气度。但是伊藤并没有理会李的高谈阔论，而是冷冷地说：“十年前在天津时，敝人曾向中堂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 十年前，一方是师，一方是徒，今天一方是胜利者，一方是战败者，李鸿章的高谈变成了可笑的反讽。提到十年前的相见，他只有低下高傲的头，不仅叹道：“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也深知我国必须改变方能自立。” 轮到今日被人取笑，其心酸自知。李鸿章感叹对手年富力强, 于是产生了下面的对话:

    伊云：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李云：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云：十年前曾劝撤去都察院，而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都察院多不明事务者，使在位难于办事。贵国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

    应该说, 伊藤所云还是切中肯綮的, 只是这一席话由胜利者讲给失败者听,又多少带有一些讽刺意味。《说倭传》中有一首诗写得好: “战事如同一局棋, 丧师失地亦堪悲。最怜命使求和日, 应悟当前国事非。”

五

    《说倭传》后一部分重点写台湾被侵占的过程，英雄人物当然是刘永福。小说写刘永福帅黑旗军与日帅桦山斗智斗勇，为保卫国家领土孤军奋战。其间浓墨重彩描写了台湾人民热爱中华，耻于亡国，保卫家乡，尽掷家财，在战场上又以性命相博，以至刘永福败退后，“台民尚高展刘姓帅旗，未免先声夺人，初时半月之久，倭人不敢轻犯。”《说倭传》叙述了台湾一步步沦陷的过程，写的催人泪下。结尾第三十三回“淡仕途刘将军喜归故里，息烽火大清主乐享太平”，虽然结局一片清平，俨然盛世，但几乎全文附载了清廷与日政府的二十九条合约，将耻辱柱钉牢篇末。读者非常清楚，这是作者的苦心孤诣之处，在这样屈辱的条约桎梏下，中国何得“乐享太平”，中国何得自强？

六

    《说倭传》虽然时有精采之笔，如第四回写义犬为救邓世昌，勇敢跳海，最后与主人一同尽忠。又如写刘永福智勇兼备，也有很多能突出人物性格的细节。但是作为小说来说, 用人物形象、语言、情节等来衡量, 《说倭传》是失败之作, 应该说尚不及蔡东藩“讲史”一类，所以它在文学史、小说史上也没有地位;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其公开了尘封的秘档, 并且将其置于中日战争的背景下向国人介绍了鲜为人知的神秘细节, 因而颇具史料价值。这样屈辱血泪的文字，国人不可不知，不可不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日两国，大小悬殊，然而仅仅十年, 从被日人仰慕的上国沦为和谈席上乞怜之弱夫，国人当自省三思。

    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战争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的关捩。甲午战败后，这个迅速发展的邻国，正是用中国的银两滋养成之强敌，给中国带来无尽的苦难。不要说以后的抗日战争，和直到今天也没能解决的钓鱼岛之争, 乃至于台湾问题, 都与其有关。马关之耻，春帆楼之恨，永远埋在了中国人的心中，流在民族的血液中。当年签订《马关条约》的“汉奸”李鸿章，在临终前留下一首遗诗曰：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我以为, 末两句借用作《说倭传》的出版初衷, 还是颇为贴切的。对此，我感慨良多。书中清廷的“前敌指挥官”曾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岘帅）是我母亲的堂祖父，我母亲的嫡曾祖父刘长佑则在云贵总督任上时，曾收编黑旗军刘永福，指挥三军大举入越，拉开了抗法战争的序幕。我的父亲陈暄将军与日寇整整打了八年，曾参加台儿庄等战役。然而，就在我校点《说倭传》的今天，台湾尚孤悬海外，钓鱼岛问题仍然得不到圆满解决。这是足以发历史之浩叹的。我以为，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资料，《说倭传》今天仍然具有出版意义。

    本书以日本花书院影印本为底本, 标点分段, 简体横排, 以饷读者。书末附历史人物小传, 依在书中出场顺序排列, 便于读者知人论世。学生梁文冰协助部分书稿的改正、录入，在此谨表示谢忱。囿于学识, 误舛之处, 尚祈教正。

                                                           2012年8月于长沙听涛馆书寓

    陈书良， 1947年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书香世家。1966年高中毕业后适逢“文革”，失学做工而自学不懈。1978年考取武汉大学魏晋隋唐文学研究生，师从朴学家吴林伯教授，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分配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为该院文学所所长、学术委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刊《文史拾遗》副主编，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学术顾问，湖南商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院学术委员、院学术带头人。学术上服膺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治学方法，承继朴学传统，醉心六朝文化，独立特行，著作甚丰，人称“六朝人物”。